李嘉诚全传

来源：1399全球医药网  发布日期：2016-11-02  发布者：tcwxwl  共阅516次  字体：大 中 小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时局动乱辗转香港弃家园（1）

    李嘉诚出生于潮州的书香世家，从小聪颖好学。风云突变，日军侵占潮州，父亲教育救国的理想泯灭，亦打碎李嘉诚求学治学的志向。1940年冬，少年李嘉诚跟随父母，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辛，逃到香港。   
    如果不是李嘉诚，李氏家族史很可能湮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中。   
    20世纪末叶，经济热成为全球性的时代大潮。一代超人李嘉诚，人称香港首富，同时又是世界华人首富，在华夏经济史上耸起一座丰碑，举世瞩目。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广东省潮州市北门街面线巷，有一座极为寻常的古宅。小巷毗邻喧哗的北门市场，如面线一般狭长。它宅门不大，亦无雕龙画凤。“古色古香，静谧幽雅”，似与这幢古宅无缘。然而，就是这幢普普通通的古宅，吸引了众多的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前来瞻仰参观。   
    这里是李氏家族的祖屋。   
    1928年7月2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李嘉诚出生于古宅里的书香世家。   
    据李氏族谱，明末清初，一世祖李明山，为避战乱，举家由福建莆田迁至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州市)。家史再往前溯，李氏家族的祖先在中原。从一世祖李明山定居潮州，传至李嘉诚这一辈，正好10世。   
    李氏家风，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李嘉诚曾祖父李鹏万，是清朝甄选的文官八贡之一。李氏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家门前有一座3米高的碑台，上插贡旗，深得四乡村人崇敬。   
    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秀才，未仕进，闲居村野。20世纪初，正值中国饱受列强欺辱、西学渐进的时代，饱读四书五经的李晓帆，毅然送两个儿子李云间、李云梯东渡扶桑留学，一个学商科，一个念师范。学成回国后，在潮州、汕头从事教育工作。   
    李嘉诚父亲李云经，走的也是治学执教之路。李云经从小聪颖好学，孜孜不倦，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1913年(15岁)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1917年毕业时成绩列全校第一名。时值家境式微，无资供他升读大学，李云经受莲阳懋德学校之诚聘，开始了执教生涯。   
    数年之后，李云经弃教从商，远渡重洋，在爪哇国三宝垄一间潮商开办的裕合公司做店员。不久因时局动荡，李云经打道回府，在潮安城恒安银庄任司库与出纳。后因时局动荡，银庄倒闭。   
    李云经重返教坛，在隆都后沟学校做教书匠。他教学有方，声誉日隆，1935年春，被聘为庵埠宏安小学校长。1937年，李云经转聘为庵埠郭垄小学校长，直至潮州沦陷，举家辗转香港。   
    时逾半个多世纪，人们很难考证李云经弃教从商的真实动机。不少著作认为：李云经是因家境贫寒，时局所迫。   
    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侨乡，潮汕地区现时拥有人口1000万左右，而定居海外各国的潮人约六七百万，如加上移居港澳台的潮人，人数在1000万以上。   
    潮汕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人大批移居海外，始于明清。潮汕海外贸易发达，“商人重利轻别离”，“安土重迁”意识淡薄。潮人的迁徙，不可仅仅归结为贫穷。积极开拓，是潮汕文化的独特景观。潮人的迁徙，还不同于山东人闯关东，宁波人闯上海，人们的足迹仍在国内，而潮人则放眼海外。   
    潮人移居海外的高潮，始于19世纪中叶。1861年汕头开埠，每年输出的契约华工达数万。据广东海关史统计，1876～1898年，从汕头经香港或直达东南亚的华人有150万，其中绝大部分为潮人。国内有不少反映华工血泪史的影视文学作品，契约华工远离家园，是“受欺骗、被胁迫甚至遭绑架”。这是真实的历史，但不是历史的全部。大部分劳工是出于自愿的，他们心怀憧憬，前赴后继，蔚然成风。   
    潮人极富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潮人移居海外，劳工逐年递减，商人与年俱增。这股海外移民潮，到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新政权，才渐渐停息。   
    李云经生活在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中，尽管接受的是传统家教，也 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在潮汕，处处流传着海外游子建业致富的传奇故事，即使失望多于希望，仍构成潮人涉海闯荡的原动力。   
    不管李云经动机如何，他是他们中的失败者；亦不管时局如何动荡，商场如何险恶，他还是回到原点—重执教鞭。李云经或许接受了太多的传统道德，重义轻利，安贫乐道；或许更热衷于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强国利民之本。   
    我们从李氏家教，找不出丝毫经商敛财之基因。李嘉诚成为一代商界天骄，当属异数。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时局动乱辗转香港弃家园（2）

    韩江碧青浩荡，千秋万载穿越潮汕平原，南流入海。潮州古城，北有金山，东有笔架山，西有葫芦山，三山一水，秀色如画，恍若世外桃源。   
    李嘉诚来到人世，世界已不太平。北伐取得辉煌的胜利，而中国依旧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经济经历长久繁荣后，接踵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潮州偏安一隅，受时局的影响微乎其微。李云经携长子嘉诚，流连于青山绿水间，人世的一切烦恼，都会随着江水漂流远逝。李云经对儿子的最大期望，就是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和家乡——这是他涉足商场，又淡出商场，感悟到的人生经验。   
    李嘉诚不负父望，聪颖好学，3岁就能咏《三字经》《千家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咏诗诵文，是李嘉诚童稚时代最佳娱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李嘉诚正是在这些童蒙读物中，最早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5岁那年，李嘉诚在父亲的引导下，祭拜孔圣人，进了潮北门观海寺小学念书。学堂是观海寺的庙产，诵经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   
    新文化运动已经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正在享受工业革命的文明。学堂的读书声与寺庙的诵经声一样亘古不变，“之乎者也”构成授课的主要内容，时光恍然凝固。   
    课堂的墙壁，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先生教授的诗文，李嘉诚在家早已烂熟于胸，他对陌生的诗文抱有浓厚的兴趣。李嘉诚回家讲给父亲听，父亲向他讲述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攻打上海的暴行。父亲忧郁的神色，深深铭刻在李嘉诚幼小的心灵里。   
    李氏家族的古宅，有一间小小的藏书阁，线装古籍层层叠叠排放在书架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日放学回家，李嘉诚便泡在藏书阁，孜孜不倦地阅读诗文。他涉猎甚广，《诗经》《论语》《离骚》，唐诗、宋词、元曲……   
    李嘉诚堂兄李嘉智回忆道：“嘉诚那时就像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吃惊。”   
    他的另一位堂兄，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李嘉来感叹道：“嘉诚要小我十多岁，却异常懂事。他读书非常刻苦自觉，我看过好多次，他在书房里点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不睡觉。”   
    李嘉诚读书的悟性与勤勉，深得父亲的心喜。李云经任宏安小学校长，不久，李嘉诚转入宏安小学就读，父子俩有机会天天相聚。   
    他们相聚的话题，莫不围绕着书。书籍向李嘉诚展示出另一个世界，随着父亲娓娓的话音，李嘉诚仿佛看到忧国忧民的屈原，仰天吟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屹立船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在寒冷的秋夜，悲愤高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李嘉诚似懂非懂，但有一个理念却分外清晰：勤勉苦读，出人头地，报国为民。   
    时局动荡，生活清贫，未能建功立业的李云经，把厚望寄予儿子身上。李嘉诚优异的学业，是郁郁不得志的父亲最大的慰藉。   
    如果不是风云急变，李嘉诚会沿着求学治学之路一直走下去。同时，他极有可能继承父业，在家乡做一名教师。   
    人生的幸与不幸，只能让历史作结论。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时局动乱辗转香港弃家园（3）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凭藉嚣和的气焰及先进的武器，逐步侵占了中国的半壁山河。   
    处于天涯一隅的潮汕已不太平，报章不时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山河破碎、日寇暴虐的消息。父亲转入郭垄小学任校长，整日忧心忡忡。母亲庄碧琴笃信佛教，敬香拜佛，祈祷佛祖保佑家人乡人平安。   
    1939年6月，涂有猩红太阳标志的日机出现在潮汕上空，对城区狂轰滥炸。县教育科宣布所有的学校停课。李嘉诚对家园学子生涯的最后一课记忆犹新，处在乡间的庵埠未遭敌机轰炸，大部分学生仍按时来到学堂。   
    国文老师慷慨激昂讲解岳飞的《满江红》。最后，师生含着悲愤的热泪，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久，潮州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日军一面大肆烧杀掠抢，一面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城区的居民惶惶不可终日，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纷纷逃出城外，去山乡农村投亲靠友，躲避战乱。   
    6月22日，日寇占领庵埠，执教多年的李云经彻底失业。他携李嘉诚回到潮州城家中。李嘉诚小学尚未毕业，升学无望，又不敢随意走出家门，只好躲进藏书阁读古书。时事纷乱，李嘉诚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尤喜欢文天祥、陆游、岳飞、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深深领悟到其间的真谛与忧愤。   
    太阳旗在潮州城头猎猎飘扬，逃避战祸的人流仍络绎不绝。乃父之心甚于其子，李云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一起，秘密商议抗日大计。不少知识青年投奔抗战前线或敌后游击队。李云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未能迈出这一步。他每每想到这一点，心中万分愧疚。   
    1940年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逃到后沟，投靠在后沟通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   
    兄弟见面，李云经沉痛地说：“我逃荒失业，生活无着。一家人打疟，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   
    这一年，祖母因惊吓贫困而逝世。李嘉诚伯父李云章、李云梯在他乡执教，潮汕沦陷，日寇横行，他们皆未能赶来后沟奔丧。李云经、李奕两兄弟，倾资为老母操办了简单的葬礼，草草掩埋在后沟的山冈。   
    李云经失业一载，仍未找到教职。他不会体力劳动，亦不会做小生意，惟有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经不忍接受其接济。执教多年攒下的积蓄渐罄，李云经心急如焚。   
    妻弟庄静庵是香港的殷商，大陆烽火连天，兵荒马乱，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繁荣，成为战时大陆人的避难所。李云经与妻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庄静庵。   
    树挪死，人挪活。李奕赞同胞兄的计划。临行的前日，兄弟俩带家小到山冈祭奠老母。是夜，兄弟俩伴着昏昏的油灯小酌。李云经谈他的人生经历，感叹教育救国的理想付之东流，彻底破灭。   
    兄弟俩长吁短叹，怆然涕下。   
    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艰难的旅程。   
    重镇和大道大都被日军占领封锁，海路不通，日本军舰在粤东沿海水域横冲直撞。李云经一家只敢走崎岖的山间小路，穿越平原地带则在夜间行动。   
    寒冬腊月，阴冷潮湿，淫雨霏霏。他们不敢也无钱住客栈，或露宿荒山野地，或在山村好心人家的茅屋借宿。他们穿越一道道日军封锁线，所幸的是，没有一次遭遇日本兵。山路上，不时遇到背井离乡的难民，他们或来或去，何处是可以安生的乐土？皆感到茫然和绝望。   
    李云经一家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十多日，终于来到目的地香港。   
    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香港造就出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数十年后李嘉诚重返家园，昔日跟随父母逃难的单薄少年，已成为蜚声世界的巨富。   
    正如商业社会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世界没有免费的晚餐。”香港等待少年李嘉诚的，将是更大的磨难。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雪上加霜天灾人祸接踵至（1）

    李嘉诚一家投靠舅父庄静庵，一年之后，香港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祸不单行，父亲劳累贫困成疾，于两年后郁郁谢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李嘉诚瘦弱的双肩上，他不得不中止学业，独立谋生。   
        
    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今日有关香港钟表业的著作，莫不提及庄氏家族的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他先在广州的银号当学徒，渐渐晋升为经理。后独立开业经营批发生意。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闯天下。那时香港还没有钟表工业，钟表皆是瑞士等国的西洋产品，经销商大都是洋商。庄静庵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产品做起。他在上环开办了一间山寨式工厂，生产布质、皮质表带，交给港九的钟表商代销。庄记表带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还销往中国内地。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销往东南亚各国。50年代，庄静庵正式介入钟表工业，渐成为香港最大的钟表制售商。   
    庄碧琴带领全家投靠庄静庵，一家人风尘仆仆，面黄肌瘦，衣衫脏旧。庄碧琴要李嘉诚和弟妹叫舅父。舅父做梦也不曾料到，眼前这个额头高高，瘦骨伶仃的少年，日后会做出比他更惊天动地的业绩。   
    李嘉诚一家寄住在舅父家。   
    庄静庵已被香港的潮人视为成功人士。潮人在香港，大多经营米铺、酱园、餐馆、土杂山货铺，庄静庵并不满足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仍是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庄静庵未表露出丝毫不快，腾出房间让李家住下，设家宴为姐夫姐姐接风洗尘。   
    庄静庵问了老家的近况，然后介绍香港的现状。他劝姐夫不要着急，安心休息，逛逛香港的街市，再慢慢找工作。   
    “香港时时处处有发财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潮州人最吃得苦，做生意个个是叻仔。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不曾料及的。也许，庄静庵认为李云经辈分比他高，不便指使管理。庄静庵在商言商，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他明白这是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庄碧琴欲去质问弟弟，被李云经制止。他不想给内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内弟，已是万不得已。   
    李云经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四处碰壁。他心中泛出一股失落感，在家乡，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他的渊博学识，使众多的财主富商黯然失色。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切都颠倒过来，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准。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更没有人夸奖儿子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   
    不惑之年的李云经，陷入深深的困惑。   
    庄静庵异常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他初时，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渐渐，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不见他的人影。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亦是如此，他无暇也无闲情逸致，与家人安安静静相聚一堂，或外出睇戏郊游。   
    生意冲淡了家族气氛及人际关系。李嘉诚 稍大后，庄静庵深有感触地说：“香港商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个一贫如洗。”   
    除舅父这门至亲，父母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他们来看望李家一两次，便杳无音信。潮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而著称，故能发达。其实，“帮衬”（帮忙）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雪上加霜天灾人祸接踵至（2）

    李嘉诚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少年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舅父不像他先父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大谈伦理道德，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是个不喜清谈的搏命猛人。   
    父亲李云经虽对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他明白，要想在香港生存，非得融入这个社会不可。他不再向儿子谈古数典。   
    李云经找到了工作，在一间潮商开的公司做小职员。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香港商会号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购置飞机武器支援中国军队。李云经捐出宝贵的数仙港币，而那些富商们，动辄捐出数千上万港元。   
    喊了半辈子教育救国的李云经，对友人感叹道：“实业亦可救国。”   
    同是接受传统文化，潮汕沦陷，李氏家族的同辈人，惟李云经举家逃往香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人生之路彷徨的李云经，无时不向往外面的纷纭世界？可以这样说，没有李云经的举家迁徙，就没有今日的李嘉诚。   
    来港之后，李云经对儿子的教育大有改观。   
    他不再以古代圣贤的言行风范训子，而是要求嘉诚“学做香港人”。我们从李云经身上，可以看出潮人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他们不论漂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与当地文化很好地融合一起。更可贵的是，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把根留在祖国及家园，不忘自己是潮汕人。   
    李嘉诚对父亲的教诲心领神悟。香港的华人流行广州话，广州话与潮汕话属不同的语系，在香港，不懂广州话寸步难行。   
    李嘉诚把学广州话当一门大事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学不辍。他年纪轻，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广州话。   
    困难的是英语关。李嘉诚进了香港的中学念初中。香港的中学，大部分是英文中学，即使中文中学，英文教材也占半数以上。   
    这是港英政府推行殖民化教育的结果。从客观上讲，有助于提高港人商业文化的素质。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分不开。懂得英语，能更直接接受西方文化，从事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   
    李嘉诚不再是学校的骄子，他坐在课堂里听课，如听天书，不知所云。其他同学，从小学起就开始学英语，李嘉诚深知自己的不足，心底泛出难言的自卑。   
    李云经询问儿子上学的情况，他说：“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得学会英语不可。”   
    李嘉诚点点头，领会父亲的苦心。且不论个人的前途，就凭学费来之不易这一点，他也会以苦读上进来报答父恩母爱。数十年后，李嘉诚回忆父亲生病不求医，省下药钱供他读书；母亲缝补浆洗，含辛茹苦维持一家生计……不禁神色黯然。   
    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路上，他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李嘉诚怕影响家人的睡眠，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天蒙蒙亮，他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还是英语。   
    李嘉诚天赋高，记性强，经过一年多刻苦努力，终于逾越了英语关，能够较熟练运用英语答题解题。   
    李嘉诚辍学后，却常年不辍自学英语。在日后的商战风云中，英语让李嘉诚受益匪浅。   
    李云经一家逃避战乱来港，既然来之，也就做好长期在香港生存的打算。他们万万没料到，仅一年时间，战火就燃及香港。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日本海军航空兵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日8时30分，数十架涂有太阳旗标志的日本飞机，突然出现在九龙启德机场上空。仅5分钟，英国皇家空军的数架战机被炸成一片残骸。   
    继而，日本轰炸机对港九的军事设施，甚至居民区狂轰滥炸。李云经一家住在上环，附近的兵营火光冲天，炸弹的巨响震得窗户咯咯响。李家陷入惶恐之中，母亲烧香拜佛，父亲咒骂日军的暴行。   
    英军与日军展开了浴血战。英军准备不足，寡不敌众，12月25日圣诞节前夕，英军投降，港督杨慕琦及部分港英军政官员被日军俘虏，分别被投入东北及港岛赤柱的集中营。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雪上加霜天灾人祸接踵至（3）

    在香港上空飘扬了100年的英军米字旗颓然落下，太阳旗耀武扬威地高高升起，日本驻港总督府，设在汇丰银行大厦。   
    平心而论，英国用武力强占并割据香港之后，实行了较开明的政策。而日治时期，则是香港最黑暗的年代。   
    日本推行军票制，通过不等值兑换，逐步把港民手中的港币变成一把废纸。   
    日本把大批物资作为敌产，装船运往日本，造成香港市场物资奇缺。食米严重不足，日军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限定6两4钱，匮乏时只能供应3两。黑市米价飞涨，最贵时每斤卖二百多元。   
    燃料不足，电厂不能正常供电，停电成了家常便饭，1944年夏季，停电竟长达4个月。   
    李嘉诚一家生活原本困难，现在愈加困难。幸得舅父庄静庵的资助，一家人才免于饿死。   
    祸不单行，父亲李云经因长年劳累、贫困、忧愤，染上肺病，终于在家庭最困难时病倒了。   
    为了维持儿子的学费，李云经坚持不住院，医生开了药方，他却不去药店买药，偷偷省下药钱，供日后儿子继续学业。   
    庄静庵知道这情况，“强行”送姐夫住院。李云经住入医院，仍偷偷把药钱省下来，他预感自己活不了太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李嘉诚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泪水潸然。   
    每天放学后，李嘉诚都要去医院看望父亲，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业，父亲总是流露出宽慰的微笑。   
    1943年冬天，李云经走完坎坷的一生，离开这动荡纷乱的世界。他知道未成年的儿子，未来更需依靠亲友的帮助，同时又不希望儿子抱有太重的依赖心理，临终留下“贫穷志不移”，“做人须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的遗言。   
    李嘉诚对此永生不忘。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冰炭不容。成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为一体。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他体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   
    李云经在贫穷中辞世，却给儿子留下珍贵的精神遗产——如何做人。   
    这一年，李嘉诚14岁。   
    14岁的孩子，正是备受父母呵护疼爱、充满梦幻的时代。父亲辞世，弟妹尚幼，母亲是懦善的家庭妇女，更加上经历时局动荡，世态炎凉，促使李嘉诚早熟。   
    他明白，从今后必须靠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   
    尽管舅父表示资助李嘉诚完成中学学业，接济李嘉诚一家，但李嘉诚仍打算中止学业，谋生赚钱，养活全家人。   
    舅父未表示异议，他说，他也是读完私塾，10岁出头就远离父母家乡，去广州闯荡打天下的。原本，外甥嘉诚，进舅父的公司，顺理成章。庄静庵未开这个口，舅父的意思嘉诚心知肚明，他今后必须靠自己，独立谋生。   
    庄静庵似乎显得太无情。   
    李嘉诚给逼上独立谋生之路，由打工族而渐成为超级富豪。   
    从这点看，舅父的“无情”，又胜过“有情”。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少年涉世自古雄才多磨难（1）

    日治时期，百业萧条，求职谈何容易？李嘉诚求职四处碰壁，好不容易找到茶楼跑堂的工作。一天，他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客人身上，险些被炒鱿鱼。可没多久，他自动辞工，进了舅父的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又一次跳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古代圣贤孟子的箴言，既是李嘉诚一生的写照，又是他历经艰辛不败不馁的精神支柱。李嘉诚幼时就随父诵读，熟记于心。他少年丧父，独立谋生，时时以此言鞭策自己。   
    “香港少寒冬，一有冷死麻雀冻死翁。”   
    1943年冬，正是香港少有的寒冬。北国的风，翻越南岭，掠过珠江平原，直扑香港。日治时期，市景本就萧条，寒冷降至，街上行人愈加稀落。   
    在这缺衣少食、人人自危的日子，谁也不会关注一对行街的妇人和少年——他们就是李嘉诚和母亲庄氏。母亲带嘉诚沿街挨家挨铺寻找工作，他们足足行走了一整天，从母子俩沮丧的表情，可知未能如愿。   
    天黑许久，路灯才亮起来。燃料短缺，日军实行灯火管制。酒楼饭铺，飘出阵阵香气，李嘉诚空乏的胃腹一阵阵痉挛，早晨喝的是菜叶煮稀粥，早就饿得肚贴背。   
    “阿诚，饿了吗？阿妈给你买糯米鸡。”母亲心疼地问道。她身上带了几仙零钱。   
    “我不饿。”李嘉诚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他深知现实的冷酷，不找到工作，一家人连一日两顿稀粥都喝不上。   
    母亲微微侧过脸，泪水扑簌簌往下淌。   
    母子俩步履蹒跚回到家，双脚满是血泡。李嘉诚躺在床上不愿动，母亲把在路上捡的菜叶洗净，生火煮粥。   
    舅父带来一小袋米，他问了问一家人的起居饮食，板凳没坐热就告辞。他应该知道姐姐外甥外出找工作，就是一句不提。   
    翌晨，李嘉诚坚持一个人出门，他不忍母亲跟着他一拐一拐，艰难地行街。   
    母亲说：“你去找潮州的亲戚和同乡，潮州人总是帮衬潮州人的。”母亲说了一串人名地址，他们都曾与李嘉诚的先父有交往。   
    李嘉诚先赶往上环的黄记杂货店，店主黄叔原先住在潮州北门，与李家租屋仅隔两条巷，他还是嘉诚伯父李云章的学生。   
    李嘉诚呆在街边愣怔，店铺关门，“黄记”布幌荡然无存。他透过门缝看，里面空无一物，只剩满地的垃圾。李嘉诚不知黄叔出了什么事，破产？外迁？或被日本人抓去？他曾听舅父与先父谈商界的事情：日军当道，市景肃杀，生意难续，生意人，执笠(倒闭)的多于开张的。   
    父亲认识的潮籍人都是小商小富，李嘉诚冒出个幼稚的想法，去银行找工作，扫地、抹灰、煲茶、跑腿，干什么都行。银行是做钱生意的，银行不会没钱，当然不会执笠。   
    等待他的，只有闭门羹。   
    夜幕降临，李嘉诚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找工的结果一览无遗地写在他失意的脸上。母亲却露出难得的笑颜，告诉他：   
    “舅舅叫你上他的公司做工。”   
    李嘉诚愣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这两天，他遭受了太多的辛苦和委屈，双脚跑得又肿又疼，白眼冷语，深深挫伤他的自尊心。尽管如此，他仍觉得好事来得太快了。   
    母亲给嘉诚擦干泪水，自己的泪水却夺眶而出，母亲高兴地说：“进了舅舅的公司，天天跟钟表打交道，这是一门好技术，日后准能发达。阿诚，你可要好好做，听舅舅的话。”   
    谆谆教诲间，她瞒住了一个事实。庄静庵并不忍心让外甥小小年纪，就独自闯荡谋生，他原本就有意让嘉诚进他的公司。但他担心嘉诚找工作太容易，不思自强自力。故而先让嘉诚尝尝找工作的苦头，这样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职业。   
    “我不进舅舅的公司，我要自己找工作。”李嘉诚想起先父的遗言及行为，促使他迅速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不想受他人太多的荫庇和恩惠，哪怕是亲戚。   
    母亲直愣愣望着嘉诚，以为听错了。嘉诚果断地重复一遍。母亲不再吱声，她发现儿子在清高这一点上，太像他的父亲，并且比他父亲还要倔强。   
    李嘉诚确实有几分倔强，两天遭受的种种挫折，使他产生了一个顽强的信念：我一定要找到工作!   
    母亲同意嘉诚再去找一天工作，“事不过三，第三天还找不到，就一心一意进舅父的公司做工。”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少年涉世自古雄才多磨难（2）

    苍天不负有心人，次日正午，李嘉诚在西营盘的“春茗”茶楼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却不能上班，老板要李嘉诚找一位有相当资产和信誉的人担保。   
    李嘉诚兴冲冲跑回家，跟母亲说起这事。最好的保人，就是做中南钟表公司董事长的舅父。舅父不在家，嘉诚又等不及，母亲就随嘉诚先去茶楼看看。   
    母亲见了老板，向他诉说家庭的不幸。老板动了恻隐之心，竟同意母亲为儿子担保。   
    李嘉诚进了茶楼做煲茶的堂仔。   
    广东人习惯喝早晚茶，天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店伙计，按照季节的不同，必须在早上5时左右赶到茶楼，为客人准备茶水茶点。   
    舅父送了一只小闹钟给嘉诚，好让他掌握早起的时间。通过求职这件事，舅父不再怀疑外甥独立谋生的能力。不过，还不敢预料嘉诚今后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而当时的李嘉诚，也不敢有宏愿大志，眼下最现实的，是好好做这份工作，养活母亲和弟妹。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10分钟响铃，最早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少年涉世自古雄才多磨难（3）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师才几个月。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威水(显赫)。”   
    少年时的李嘉诚，就显示出与众不同。只是他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引人注意。他在茶楼打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默读英语单词。他怕遭茶客耻笑和老板训斥，总是靠墙角，迅速掏出卡片溜一眼。他深知眼下吃饭比求知更重要，只能给自己定下最低目标——不遗忘学过的单词。   
    大凡成大器者，聪明是其一，重要的还是勤奋。   
    进了中南公司，晚上的时间全是自己的，白天做工不那么劳累。李嘉诚给自己定下新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他年少位卑，骨子里却有股不屈的傲气，渴望出人头地，像舅父，像茶楼遇到的“大粒佬”(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虽是在战时，科技的力量无所不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最终败在美国手里，无不与科技有一定的联系。进入和平年代，科技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日新月异。   
    没有知识，很难做成大事业，这是极浅显的道理。   
    李嘉诚尽管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却为买教材而发愁。他的工薪菲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保证弟妹读书的学费，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风顺读完应读的学业，而不是像他这样。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购买旧教材。许多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废纸卖掉，或当垃圾扔掉，就有书店专门做旧书生意。   
    李嘉诚谈起节省几港币买新书的钱，言谈表情，比现在赚几亿港元还兴奋：   
    “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从这件小事，可见少年李嘉诚，已开始具备商业头脑。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同事大惑不解，阿诚是老板的外甥，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在公司前程无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为的是哪般？莫非他神经出了毛病？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不安现状频频跳槽步步高（1）

    性格沉稳的李嘉诚，实际上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去五金厂做推销员，但打开局面就跳槽去了塑胶公司。他很快成为公司出类拔萃的推销员，18岁当部门经理，20岁升为总经理，深得老板器重。他春风得意时，突然又要跳槽!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最好年景—1939年同期的水平。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已恢复生产营业，香港人口激增到一百多万。市景日益繁荣，入夜之后，港岛九龙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满载货物的巨轮，昼夜不停地出入维多利亚港。   
    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有长足的发展，东南亚的销售网络重新建立，营业额呈几何级数递增，庄静庵筹划办一间钟表装配工厂，再扩展为自产钟表。   
    李嘉诚看好中南的前景，他更为香港经济巨变而兴奋不已。李嘉诚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眺望尖沙咀五彩缤纷的灯光，陷入沉思——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一条路，在舅父荫庇下谋求发展，中南公司，已成为香港钟表业的巨擘，收入稳定，生活安逸；另一条路要艰辛得多，充满风险，须再一次到社会上闯荡。   
    李嘉诚选择了后者，他喜欢做充满挑战的事。呆在舅父的羽翼下，更容易束缚自己，贪图安逸，要趁现在年轻，多学一些谋生的本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的是今后做大事业！   
    17岁的李嘉诚，已学会独立思考。他心念已定，却不知如何向舅父开口。舅父待他不薄，是李家的恩人。   
    五金厂的老板，跟庄静庵曾有业务交往，他出面与庄静庵交涉，请求庄静庵“放人”。庄静庵与李嘉诚恳谈过一次，设身处地站在嘉诚的角度看问题。当年庄静庵也是一步步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嘉诚眼下还不会独立开业，他迟早会踏上这一步的。   
    舅父更深一层了解了嘉诚与众不同的禀赋。   
    李嘉诚开始了“行街仔”（走街串巷）生涯，他说，他一生最好的经商锻炼，是做推销员。   
    行街推销，与茶楼侍候客人，和坐店销售钟表皆不同。后者顾客已有购买的意向，而行街推销，最初只有一方的意向。   
    对方有没有买的意图？需不需要你的产品？你如何寻找客户，联系客户?你与客户初次会面该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客户没有合作意向，你如何激发他的意向？建立了购销关系的客户，你如何巩固这种关系？   
    真正的推销艺术，大学课堂里学不到，任何书本里也找不到。推销的艺术，在推销的本身，只能在推销之中去把握和领悟。   
    李嘉诚生性腼腆、内向而不喜主动交谈。数十年后的今天，李嘉诚出席高贵场合，不知凡几，他仍不是个滔滔不绝、谈锋犀利的人。   
    可他腼腆的另一面，显示出一个可贵的优点来，就是诚实。诚实不仅写在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更表现在他的行为之中。   
    五金厂出品的是日用五金，比如镀锌铁桶这一项，最理想的客户，是卖日杂货的店铺。大家都看好的销售对象，竞争自然激烈。李嘉诚却时时绕开代销的线路，向用户直销。   
    酒楼旅店是“吃货”大户，李嘉诚攻入一家旅店，一次就销了一百多只。家庭用户都是散户，一户家庭，通常只是一两只。高级住宅区的家庭，早就使用上铝桶。李嘉诚来到中下层居民区，专找老太太卖桶。他很清楚这点，只要卖动了一只，就等于卖出了一批，因为老太太不上班闲居在家，喜欢串门唠叨，自然而然成了李嘉诚的义务推销员。   
    自从李嘉诚加盟五金厂，五金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以销促产，产销均步入佳境。老板喜不自禁，在员工面前称阿诚是第一功臣。然而，备受老板器重的李嘉诚，刚刚打开局面，就要跳槽弃他而去。老板心急火燎，提出给李嘉诚晋升加薪，他仍不回心转意。   
    李嘉诚去了塑胶裤带制造公司。在现代人的眼里，这是一间小小的山寨式工厂，位于偏离闹市区的西环坚尼地城爹士街，临靠香港外港海域。   
    这间山寨工厂的魅力安在?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不安现状频频跳槽步步高（2）

    李嘉诚此举，一是受新兴产业的诱惑；二是塑胶公司老板的“怂恿”。   
    20世纪40年代中期，塑胶工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香港作为全方位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港，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从欧美输入的塑胶料制品。塑胶制品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能够替代众多的木质或金属制品。塑胶有易老化、含毒性等缺点，但这些缺点，被人们趋赶时髦的风气所湮没。时至今日，塑胶制品仍大行其道。   
    李嘉诚在推销五金制品之时，就敏感到塑胶制品的巨大威胁。最初，塑胶制品是奢侈品，价格昂贵，消费者皆是富裕阶层。塑胶制品的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舶来品愈来愈多，尤其是港产塑胶制品面市，造成价格大跌。李嘉诚清晰地意识到，要不了多久，塑胶制品将会成为价廉的大众消费品。   
    香港是接受新事物最快的地方，香港没有传统工业，它与世界有广泛的联系，能够迅速地引进适宜在本港发展的产业。最初的塑胶厂屈指可数，但很快成雨后春笋的发展趋势。   
    美国汽车业骄子，曾任福特公司总经理、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的艾柯卡指出，20世纪前叶，产业是制造家的天下，社会商品相对匮乏，生产出来就会变成钱。到20世纪后叶，社会商品日趋饱和，厂家竞争激烈，生产出的产品，非得竭力推销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因此，执产业牛耳者，由制造大师转为推销大师。   
    艾柯卡本人、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等，莫不是以推销见长，把推销与制造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美国早期的产业巨子，汽车大王福特、钢铁大王卡耐基、波音飞机之父波音等，皆是制造家或发明家。   
    塑胶裤带公司的老板，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经营者。他靠塑胶裤带起家，短短的一年，开发出十多个产品。香港的塑胶厂愈来愈多，竞争也将愈来愈激烈。老板四处招聘推销员，前后有二十多人做过推销，真正能胜任者寥寥无几。   
    老板自己也常常出马推销。他到酒店推销塑胶桶时，与推销白铁桶的李嘉诚不期相遇。李嘉诚成了老板手下的败将，酒店更青睐塑胶桶，而不惜废掉进白铁桶的口头协议。   
    不打不相识。李嘉诚虽败在塑胶公司老板手下，他的推销才能却深得老板赏识。老板认为，李嘉诚未推销出白铁桶，问题在白铁桶本身，而不是他的推销术火候欠佳。老板有意与李嘉诚交朋友，约他去喝晚茶，诚心竭意拉李嘉诚加盟。   
    言谈中，李嘉诚表现出对新行业的浓厚兴趣。但他说：“老大(老板)还算蛮器重我，我去他厂做事没多久就走恐不太好。”   
    “晚走不如早走，你总不会一辈子埋在小小的五金厂吧？看这形势，五金难得有大前途。”   
    这正是李嘉诚所不愿的。他离开舅父的公司出来找工，只是作为人生的磨炼，而不是作为终身的追求。   
    李嘉诚终于跳出了五金厂。   
    辞工时，李嘉诚向老板进言：审时度势，要么转行做前景看好的行业;要么就调整产品门类，尽量避免与塑胶制品冲突，塑胶虽用途广泛，仍不可替代一切金属制品。   
    一年后，这家五金厂转为生产系列锁，一度奄奄一息的五金厂，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既是形势所然，又是李嘉诚的开导。老板遇到李嘉诚，欣喜地说：“阿诚，你在我厂的时候，我就看出你是个不寻常的年轻仔，你将来准会干出大事业!”   
    塑胶裤带公司有7名推销员，数李嘉诚最年轻，资历最浅。另几位是历次招聘中的佼佼者，经验丰富，已有固定的客户。   
    李嘉诚心高气傲，他不想输于他人，他给自己定下目标:3个月内，干得和别的推销员一样出色；半年后，超过他们。李嘉诚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有了压力，才会奋发搏命。   
    坚尼地城在港岛的西北角，而客户，多在港岛中区和隔海的九龙半岛。李嘉诚每天都要背一个装有样品的大包出发，乘巴士或坐渡轮，然后马不停蹄地行街串巷。李嘉诚说：“别人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开初别无他法，只能以勤补拙。”   
    李嘉诚做任何事，都会感谢过去生活对他的磨砺。他不属那种身强体壮的后生仔，而像文弱书生，背着大包四处奔波，实在勉为其难。幸得他做过一年茶楼跑堂，拎着大茶壶，一天10多个小时来回跑，练就了腿功和毅力。他在茶楼养成了观察人的嗜好，现在做推销正好派上用场，他在与客户交往之时，不忘观颜察色，判断成交的可能性有多大，有没有必要“蘑菇”（拖拉）下去，自己还该做什么努力。   
    要做好一名推销员，一要勤勉；二要动脑，李嘉诚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不安现状频频跳槽步步高（3）

    李嘉诚推销新型产品——塑胶洒水器，走了几家都无人问津。这一天上班前，李嘉诚来到一家批发行，等职员上班联系洽谈。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李嘉诚灵机一动，自告奋勇拿洒水器帮清洁工洒水。李嘉诚期望遇到提前上班的职员，眼见为实，这样洽谈起来更有说服力。果真就有职员早到，还是负责日用器具的部门经理。李嘉诚很顺利就达到目的，该经理很爽快地答应经销塑胶洒水器。   
    李嘉诚的机灵，可见一斑。同时又透露出李嘉诚的诚实。他让产品自己说话，这比一个推销员夸夸其谈地讲产品的用途优点，要可信得多。   
    李嘉诚做推销，愈做愈老练，他深谙一个推销员，在推销产品之时，也在推销自己，并且更应注重推销自己。   
    李嘉诚有意识去结交朋友，先不谈生意，而是建立友谊，友谊长在，生意自然不成问题。他结交朋友，不全是以客户为选择标准。如俗话所说：“人有人路，神有神道。”今天成不了客户，或许将来会是客户；他自己做不了客户，他会引荐给其他的客户。即使促成不了生意，帮着出出点子，叙叙友情，也是一件好事。   
    李嘉诚的收入不高，家庭负担很重，他还要攒钱办大事，因此，他交友不允许花太多的钱。这样倒好，大家以诚相见，以诚共处。李嘉诚不是健谈之人，说话也不风趣幽默。他总是推心置腹谈他的过去和现在，谈人生与社会。   
    李嘉诚广博的学识，待人的诚恳，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使人们乐意与他交友。有朋友的帮衬，李嘉诚在推销这一行，如鱼得水。   
    李嘉诚把推销当事业对待，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他很关注塑胶制品的国际市场变化。他的信息，来自报刊资料和四面八方的朋友，他建议老板该上什么产品，该压缩什么产品的生产。他把香港划分成许多区域，每个区域的消费水平和市场行情，都详细记在本子上。他知道哪种产品该到哪个区域销，销量应该是多少。   
    加盟塑胶公司，仅一年工夫，李嘉诚实现了他的预定目标。他超越了另外6个推销员，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手只能望其项背。老板拿出财务的统计结果，连李嘉诚都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7倍!   
    全公司的人，都在谈论推销奇才李嘉诚，说他“后生可畏”。   
    18岁的李嘉诚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统管产品销售。两年后，他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   
    他已熟稔推销工作，可也深知生产及管理是他的薄弱处。因而虽身为总经理，他却把自己当小学生。他总是蹲在工作现场，身着工装，同工人一道干，极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尝试，兴趣盎然，一点也不觉苦和累。   
    有一次，李嘉诚站在操作台上割塑胶裤带，不慎把手指割破，鲜血直流，他没有吭声，迅速缠上胶布，又继续操作。事后伤口发炎，他才到诊所去看医生。许多年后，一位记者向李嘉诚提及这事，说：“你的经验，是以血的代价换得的。”李嘉诚微笑道：“大概不好这么说，那都是我愿做的事，只要你愿做某件事情，就不会在乎其他的。”   
    李嘉诚以勤奋和聪颖，很快掌握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势头良好，销售网络日臻完善，许多大额生意，他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具体的事，再由手下的推销员跑腿。   
    李嘉诚是塑胶公司的台柱，成为高收入的打工仔，是同龄人中的杰出者。他才20出头，就爬到打工族的最高位置，做出令人羡慕的业绩。   
    李嘉诚应该心满意足。然而，在他的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两字。功成名就、地位显赫的他，再一次跳槽，重新投入社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新的人生搏击。   
    老板自然舍不得李嘉诚离去，再三挽留。曾有个相士，拉住李嘉诚看相，说他“天庭饱满，日后非贵即富，必会耀祖光宗，名震香江”。此事在公司传为佳话，老板不信相术，但笃信李嘉诚是具备与众不同的良好素质，他不论做什么事，都会是最出色的。因此，李嘉诚绝非池中之物，他谦虚沉稳的外表，实则蕴涵着勃勃雄心，他未来的前程，非吾辈所能比拟。   
    这是老板与李嘉诚相处几年，得出的判断。   
    老板挽留不住李嘉诚，并未指责李嘉诚“羽毛丰满，不记栽培器重之恩，弃他远走高飞”。老板约李嘉诚到酒楼，设宴为他辞工饯行，令李嘉诚十分感动。   
    席间，李嘉诚说了一句老实话：“我离开你的塑胶公司，是打算自己也办一间塑胶厂。我难免会使用在你手下学到的技术，也大概会开发一些同样的产品。现在塑胶厂遍地开花，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不过我绝不会把客户带走，用你的销售网推销我的产品，我会另外开辟销售线路。”   
    李嘉诚怀着愧疚之情离开塑胶裤带公司。他不得不走这一步。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大转折，从而迈上充满艰辛与希望的创业之路。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创业伊始万里长江立大志（1）

    1950年夏，李嘉诚在筲箕湾创立长江塑胶厂。他取“长江”的厂名，来自“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足见他长江般的雄心大志。他没想到，创业不久，遇到空前危机：客户退货，产品积压，他一筹莫展……   
    李嘉诚离开塑胶裤带公司，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从解放战争后期，大批逃避战争的人们从陆路水路，涌向香港，香港人口激增，到1951年突破200万。这批被称为“战争难民”的内地人，给香港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劳力，也使香港本地市场的容量扩大了许多。   
    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受到毁灭性打击，设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的外国洋行及工厂，纷纷撤到香港。这些沿海城市的对外贸易大门戛然关闭，香港的转口贸易和自由港地位显得愈加重要。   
    尽管“共产党要解放香港”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李嘉诚仍看好香港的经济前景。整个世界经济，自二战后迅速恢复，开始持续增长。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毅然辞工，独立创业。他拥有全盘经营塑胶厂的经验，他回忆塑胶公司的经历时感慨道：“这段生活，是我人生的最好锻炼，尤其是做推销员，使我学会了不少东西，明白了不少事理。所有这些,是我今天10亿、100亿也买不到的。”   
    李嘉诚的创业资本仅5万港元。他打工的薪水并不高，较大的一笔，是他几年推销产品的提成。据他的同事朋友回忆，李嘉诚从未奢侈过一回，他外出从来都是吃大众餐，他的衣着，没有一样称得上高档。   
    李嘉诚从不认为他的积蓄，是他赚来省出的，他总是对他人说：“我之所以能拿出一笔钱创业，是母亲勤俭悭省的结果。我每赚一笔钱，除日常必用的那部分，全部交给母亲，是母亲精打细算维持全家的生活。我能够顺利创业，首先得感谢母亲，其次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5万元创业资金，有一部分是向亲友借来的。李嘉诚诚实可信，故无人担保亦可借到钱。   
    李嘉诚感到棘手的，却是给塑胶厂取名。他从辞工日起，一直在思考厂名，他先后取了几十个厂名，最后确定为“长江”。其寓意是：   
    “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长江之源头，仅涓涓细流，东流而去，容纳无数支流，形成汪洋之势，日后的长江塑胶厂，发展势头也会像长江一样，由小到大。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未来的长江集团，也应该为中国人引以自豪。长江浩荡万里，具有宽阔的胸怀，一个有志于实业的人，理当扬帆万里，破浪前进，去创建宏图伟业。”   
    李嘉诚是个实干家，他要以行动来实现他的宏愿大志，而不挂在嘴上。很长一段年月，别人问他取“长江”的厂名是何意，他总是说：“长江的厂名响亮，我便借了过来。”   
    1950年夏天，李嘉诚的长江塑胶厂在筲箕湾创立。   
    厂房是租借的，由于数十万“大陆难民”涌来香港，香港闹房荒。李嘉诚资金紧张，只允许他租廉价的厂房。从港岛到九龙，李嘉诚跑了一个多月，最后才在港岛东北角的筲箕湾找到勉强合意的厂房。筲箕湾是港岛的偏僻地，厂址就更偏僻，临靠山谷的小溪。这里山青水秀，是读书的理想地方，办工厂，还是在交通便利的市区边沿好。正因为偏僻，所以租金较低，几经“讲数”(讨价还价)，加上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厂房，李嘉诚按房主要的价，租下厂房。   
    厂房破旧得不能再破旧了，窗户难得找一扇完好无缺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透下束束天光，香港春夏多雨，雨水哗哗漏泄，李嘉诚不得不花一笔钱修缮。   
    厂房里的压塑机亦是破旧不堪，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香港增加许多塑胶厂，业主多是小本经营，就有人专做旧机器买卖。当时谁都不曾料到，扯欧美塑胶商衫尾的香港人，会成为世界塑胶业的“大粒佬”，出口量居世界第一。   
    如果说长江塑胶厂能透出一线新迹象的话，就是挂在门口那块“长江塑胶厂”的厂牌是崭新的；业主李嘉诚，正踌躇满志，开创他崭新的事业。   
    谁敢相信，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日后会成为香港塑胶业的泰斗？正如仅仅看到长江源头的人，无法想象长江的万里奔腾之势。李嘉诚为他的山寨厂取“长江”之名，已经显示出万里长江的远大抱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脚踏实地，不动声色去实现他的抱负。“勤能补拙”，他仍是初做“行街仔”的老作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不认为自己有超常的智慧，先父曾多次讲述古代神童不思勤勉，江郎才尽的故事。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创业伊始万里长江立大志（2）

    他最初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天大清晨就外出推销或采购，赶到办事的地方，别人正好上班。他从不乘出租车，距离远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双脚行走。他的性情，是那种温和持稳、不急不躁之人，他行走起来却快步如风。他的时间太紧了，既要省出租车费，又要讲究效率，是环境造就的。李嘉诚六十多岁，仍保持疾步的习惯。据汕头大学的教师称，李嘉诚在他捐赠兴建的汕大视察，上楼穿堂，步履矫健快速，陪同他的中年教师都气喘吁吁，颇感吃力。   
    中午时，李嘉诚急如星火赶回筲箕湾，先检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简单的工作餐。没有餐桌，大家蹲在地上，或七零八落找地方坐。当然，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长江厂甫有盈利，李嘉诚就抽钱出来，尽量改善伙食质量和就餐条件，以稳定员工队伍。“你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李嘉诚与塑胶同业如是说。草创时期的长江厂条件异常艰苦，却鲜有工人跳槽，长江厂的凝聚力，建立在“诚”字上。   
    第一批招聘的工人，全是门外汉，过半还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惟一的塑胶师傅是老板李嘉诚，机器安装、调试，直到出产品，都是李嘉诚带领工人一道完成的。第一次看到产品从压塑机模型中取出来，李嘉诚如中年得子一样兴奋。悭省啬俭的李嘉诚破例奢侈一番，带工人一道到小酒家聚餐庆贺。李嘉诚常说自己是个悭吝之人，他的部下说他“悭己不悭人”。   
    晚上，李嘉诚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账；要记录推销的情况，规划产品市场区域；还要设计新产品的模型图，安排明天的生产。业余自学，是不可间断的，塑胶业发展急速，日新月异，新原料、新设备、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李嘉诚住在厂里，一星期回家一次，看望母亲和弟妹。规模稍扩大后，他在新蒲岗租了一幢破旧的小阁楼，既是长江厂的写字间，又是成品仓库，还是他的栖身处。那时的李嘉诚，把自己“埋”进了长江厂。   
    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脚踢。李嘉诚曾做过塑胶裤带公司总经理，两者毕竟不同。塑胶裤带公司产销已步入正轨，而这里是白手起家。李嘉诚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来做他所做的一切。   
    人们很难想象，李嘉诚哪来的这么旺盛的精力？他靠远大的抱负和顽强的意志支撑着，正如香港《星岛经济纵横》(1988年4期)所说：   
    “李嘉诚发迹的经过，其实是一个典型青年奋斗成功的砺志式故事，一个年轻小伙子，赤手空拳，凭着一股干劲勤俭好学，刻苦而劳，创立出自己的事业王国。他常言：追求理想是驱使人不断努力的最主要因素。”   
    李嘉诚是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他创办长江塑胶厂，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港英政府不得不关闭对华贸易进出口通道，香港转口贸易地位一落千丈。转口贸易是香港的经济支柱，对华禁运之前，香港的转口出口占全部出口的89%(据英国戴维·莱恩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一书)，这就是说，香港本地产品出口只占全部出口的11%。   
    这是二战后香港经济最大的灾难。悲观情绪在香港经济界徘徊，但很快被蓬勃兴起的加工工业一扫而光。港府制定出新的产业政策，香港经济从此由转口贸易型转向加工贸易型。   
    香港资源匮乏，市场有限。香港加工工业的显著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原料和市场在海外，利用本地劳力资源赚取附加值。香港的工业化以纺织成衣业为龙头，塑胶、玩具、日用五金、手表装嵌等众多行业相继崛起，形成百花齐放、万马奔腾的活跃局面。金融、地产、航运、交通、通讯、仓储、贸易等，皆向加工业倾斜或靠拢，加工业渐成为香港新的经济支柱。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是顺应了香港经济的转轨。塑胶业在世界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塑胶制品加工，投资少，见效快，适宜小业主经营。原料从欧美日进口，市场由以本地为主迅速扩展到海外。   
    李嘉诚对推销轻车熟路，第一批产品很顺利就卖出去。接下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他手里捏着一把订单，招聘工人，经过短暂的培训就单独上岗。他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出货。   
    他不再是惟一的管理人员，他招聘了会计、出纳、推销员、采购员、保管员，他没想到投产后会这么顺利，简直就是一帆风顺。   
    正当李嘉诚春风得意之时，遇到意想不到的风浪。一家客户宣布他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李嘉诚不得不冷静下来，承认质量有问题。他知道他太急躁了，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创业伊始万里长江立大志（3）

    李嘉诚手中仍攥着一把订单，客户打电话催货。李嘉诚骑虎难下，延误交货就要罚款，连老本都要贴进去。他亲自蹲在机器旁监督质量。然而，靠这些老掉牙的淘汰机器，要确保质量谈何容易！又加上大部分工人，只经过短暂培训就当熟练工使用，他们能够操作机器将制品成型，已是很不错了。   
    推销员带回的客户的反馈，令李嘉诚不寒而栗——客户拒收产品，还要长江厂赔偿损失!   
    客户都是中间商，他们或将产品批发给零售商，或出口给海外的经销商。塑胶制品早已过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年景，用户对制品的款式质量变得挑剔起来。塑胶工厂日益增多，竞争自然日益激烈。竞争的法则是优胜劣汰，粗劣的产品必然会逐出市场。   
    事态严峻，质量就是信誉，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线。事业的航船，甫扬风帆，就遇到惊涛骇浪。   
    危机之中的李嘉诚，真正体会到做老板的难处。他曾做过塑胶裤带公司总经理，全盘掌管日常事务，可重大决策仍是老板拍板。现在身为一业之主，就要承担一切风险的责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许多处于景气中的业主，仍是这种心态。李嘉诚太年轻，余勇可沽，而把困难设想得太少。   
    企业的主人，就像一船之长，决策即是航向，任何失误，都可能把航船引向灭顶之灾。李嘉诚承认，他创业之初不是个出色的船长。他说人们过誉称我是超人，其实我并非天生就是优秀的经营者，到现在我只敢说经营得还可以。我是经历过很多挫折和磨难，才悟出一些经营的要诀的。   
    李嘉诚又一次陷于人生的大磨难中。这之前，他经历的磨难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这一次，却是他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对熬出头的人来说，磨难太有裨益，可磨难又可能将一个人彻底摧毁。   
    仓库里堆满因质量欠佳和延误交货退回的玩具成品。一些客户纷纷上门要求索赔，还有一些新客户上门考察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见这情形扭头就走。客户是企业的衣食父母，李嘉诚急如热锅中的蚂蚁，业中人常说:“不怕没生意做，就怕做断生意。”长江厂正处在后一种情景中。   
    产品积压，没有进账，原料商仍按契约上门催交原料货款。李嘉诚上哪去弄这笔钱?他逼急了，就说：“我实在拿不出钱，你们把我人带走。”原料商笑道：“你想得美？我们要你干什么？我们要的是钱!”原料商扬言要停止供应原料，并要到同业中张扬李嘉诚“赖货款的丑闻”。这又是一道杀手锏。   
    墙倒众人推。银行得知长江厂陷入危机，派职员来催贷款。弄得焦头烂额、痛苦不堪的李嘉诚不得不赔笑接待，恳求银行放宽限期。银行掌握企业的生杀大权，长江厂面临遭清盘的边缘。   
    长江厂只剩下半数产品品种尚未出现质量问题，开工不足，不得不裁减员工。部分被裁员工的家属上门哭闹，有的赖在办公室不走，车间和厂部没有片刻安宁。留下的员工人心惶惶，为长江厂的前途，更为自己的生计忧心忡忡。那些日子，李嘉诚的脾气不免暴躁，动辄训斥手下的员工。全厂士气低落，人心浮动。   
    李嘉诚回到家里，强打欢颜，担心母亲为他的事寝食不安。知儿者，莫过其母。母亲从嘉诚憔悴的脸色，布满血丝的双眼，洞察出长江厂遇到麻烦。母亲不懂经营，但懂得为人处事的常理。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嘉诚走向社会，母亲总是牵肠挂肚，早晚到佛堂敬香祭拜，祈祷儿子平安。她还经常用佛家掌故，来喻示儿子。   
    母亲平静地说道：很早很早之前，潮州府城外的桑埔山有一座古寺。云寂和尚已是垂暮之年，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就把他的两个弟子—一寂、二寂召到方丈室，交两袋谷种给他们，要他们去播种插秧，到谷熟的季节再来见他，看谁收的谷子多，多者就可继承衣钵，做庙里住持。云寂和尚整日关在方丈室念经，到谷熟时，一寂挑了一担沉沉的谷子来见师父，而二寂却两手空空。云寂问二寂，二寂惭愧地说，他没有管好田，种谷没发芽。云寂便把袈裟和瓦钵交给二寂，指定他为未来的住持。一寂不服，师父说，我给你俩的种谷都是煮过的。   
    李嘉诚悟出母亲话中的玄机—诚实是做人处世之本，是战胜一切的不二法门。李嘉诚为自己所做的事，流下悔恨的眼泪。   
    翌日，李嘉诚回到厂里，工厂仍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李嘉诚召集员工开会，他坦诚地承认自己经营错误，不仅拖垮了工厂，损害了工厂的信誉，还连累了员工。他向这些天被他无端训斥的员工赔礼道歉，并表示，经营一有转机，辞退的员工都可回来上班，如果找到更好的去处，也不勉强。从今后，保证与员工同舟共济，绝不损及员工的利益，而保全自己。   
    李嘉诚说了一番度过难关、谋求发展的话，员工的不安情绪基本稳定，士气不再那么低落。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创业伊始万里长江立大志（4）

    紧接着，李嘉诚一一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限期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款，一定如数付账。李嘉诚丝毫不隐瞒工厂面临的空前危机—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恳切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实，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谅解，他们都是业务伙伴，长江塑胶厂倒闭，对他们同样不利。   
    银行放宽偿还贷款的期限。但在未偿还贷款前，不再发放新贷款。   
    原料商同样放宽付货款的期限，对方提出，长江厂需要再进原料，必须先付70%的货款。   
    客户涉及好些家，态度不一，但大部分还是作了不同程度的让步。有一家客户，曾把长江厂的次品批发给零售商，使其信誉受损，经理怒气冲冲来长江厂交涉，恶语咒骂李嘉诚。   
    李嘉诚亲自上门道歉，该经理很不好意思，承认他的过失莽撞。该经理说李嘉诚是可交往的生意朋友，希望能继续合作。他还为长江厂摆脱困境出谋划策。   
    李嘉诚的“负荆拜访”，达到初步目的。他却不敢松一口气，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只给了他十分有限的回旋余地，事态仍很严峻。   
    积压产品，库满为患。这之中，一部分是质量不合格；另一部分是延误交货期的退货，产品质量并无问题。李嘉诚抽调员工，对积压产品普查一次，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有机会做正品推销出的；一类是款式过时或质量粗劣的。   
    李嘉诚如初做“行街仔”那样，马不停蹄到市区推销，正品卖出一部分。他不想将积压产品拖累太久，全部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专营旧货次品的批发商，在制品的质检卡片上，一律盖上“次品”的标记。   
    李嘉诚陆续收到货款，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在危机之中，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有的对李嘉诚敬而远之，生怕他开口借钱或带来麻烦；有的来电话，或主动上门，为李嘉诚分担忧愁，安慰激励，献计献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李嘉诚又一次体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李嘉诚求发达，丝毫不含报复的成分，他后来大发达，成巨富，不计前嫌，仍与这些在危难中曾疏远他的亲友保持来往。   
    危难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李嘉诚正是靠那些真诚亲友，获得新订单，筹到购买原料、添置新机器的资金。   
    被裁减员工，又回来上班，李嘉诚还补发了离厂阶段的工薪。   
    李嘉诚又一次拜访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寻求进一步谅解，商议共度难关的对策。   
    长江塑胶厂出现转机，产销渐入佳境。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集员工聚会。他首先向员工鞠了三躬，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然后，用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宣布：   
    “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昨天得到银行的通知，同意为我们提供贷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危机，将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话音刚落，员工顿时沸腾起来。散会前，每个员工都得到一个红包，由李嘉诚亲自分发。   
    夜深沉，海风裹挟着丝丝凉意。忙碌了一整天的李嘉诚，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冈，眺望着中区的万家灯火和海域中行走的巨轮，陷入沉思之中。   
    长江号航船，只能说暂时避免了倾覆之危，只能说取得一次小小的胜利。今后的航程，还会遇到急流险滩、暗礁风暴，作为船长，切不可陶醉在小小的胜利之中，须胸怀大志，头脑冷静，行为稳重。   
    经历过这次挫折和磨难，李嘉诚又成熟了许多，他给自己立下座右铭：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1）

    1957年，李嘉诚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生产，回港后，他率先推出塑胶花，立即成为热销产品。其后，他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又因生产规模太小，险些前功尽弃。当塑胶走遍世界之时，他由此赢得“塑胶花大王”的桂冠。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在港九市区边沿及新界，山寨式工厂如葡萄串布满新工业区。   
    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   
    居安思危，上一次危机，正是在春风得意时发生的。李嘉诚的头脑异常冷静，思考长江研制的现状及未来。   
    香港的塑胶及玩具厂已有三百多家，长江厂只是其中经营状况良好，但缺乏特色的一家。长江厂出口的塑胶玩具，跟同业并无多大区别，只是款式有细微变化而已。除了同业，谁还会关注有一个“长江塑胶厂”呢？李嘉诚不满且忧虑。   
    的确，香港的塑胶制品在国际市场卖得很“火”。细究之，香港产品的优势却是廉价，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大陆政权更替，“难民”逃港，香港储备了大量的劳力资源。20世纪50年代，港府对来港人员，来者不拒，作为后备劳力资源。香港的工资低廉，故而产品廉价。难道港产货就不能以质优款新而称雄国际市场吗?   
    长江厂从创办起，所生产的两大门类：塑胶玩具和塑胶日用品，先后变化了几十款。这大部分是按照代理经销商的订单，设计改型的。厂家为商家所左右，李嘉诚曾想站在消费者立场上，推出新产品左右商家，因为太忙，风险又大，只能作罢。   
    执业塑胶业已是第7个年头，李嘉诚自觉仍属这一行业的平庸之辈，他从来就不是个甘于平庸之人。他渴望有个新突破，使长江厂从同行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寻找突破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弹丸之地香港，而是国际市场。   
    李嘉诚不是一个寻常意义的企业主。我们且不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单看他的外在表现。在工业区和闹市区，人们常能见到不少这样的中小企业老板，他们聚在酒楼菜馆，觥筹交错，豪饮暴食；他们或去麻雀馆(赌坊)小赌，去跑马场大赌，去澳门豪赌；他们中，更有人是妓寮凤楼的常客，枕香抱玉，共度春宵。香港既是投资家的乐土，又是逍遥客的销金窟。他们中，不乏精明的赚钱高手，就这一点，注定他们不太可能大发达。   
    李嘉诚与这一切无缘，这必须归结于他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李嘉诚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工作完毕，还要自修功课。临睡前，舒展疲惫的身肢，斜靠在床头翻杂志。他购买和订阅的杂志都是经济类的，他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和信息。   
    一日深夜，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目光被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投入成批生产推向欧美市场。   
    一直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如迷途的夜行人看到亮光，兴奋不已。   
    欧美的家庭，室内户外都要装饰花卉。这些植物花卉，经常要浇水、施肥、剪修、除草。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许多家庭主妇变成职业妇女，对这些家庭来说，不再有闲情逸致花费时间去侍弄花卉。并且，植物花卉花期有限，每季都要更换花卉品种，实在麻烦得很。   
    塑胶花正好弥补这些缺陷。现代人以趋赶时髦为荣，塑胶花的面市，将会引发塑胶市场的一次革命，前景极为乐观。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希冀和强烈的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   
    春天的意大利，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明媚的阳光、旖旎的山色、千姿百态的雕塑、古色古香的建筑，莫不吸引了大批的世界游客。李嘉诚无心观光游览，他心里惟有争奇斗妍的塑胶花。   
    他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急不可待地去寻访该公司地址。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风尘仆仆地来到厂门口，却戛然却步。   
    他素知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的保守与戒备。也许应该名正言顺地购买技术专利，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它往往要在充分占领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直到准备淘汰这项技术方肯出手。   
    那么长江厂只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谈何突破？聪明的香港人善于模仿，对急于打冷门、填空白的李嘉诚来说，等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模仿，将会遇到众多的竞争对手。   
    市场的竞争，又是时间的竞争；赢得时间，就赢得市场。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2）

    李嘉诚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言称准备在香港推销贵公司的塑胶花。公司职员彬彬有礼地带李嘉诚进产品陈列室，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使李嘉诚恨不得长10双眼睛。李嘉诚一面拿花束在手中端详，一面询问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这位挑剔的“港商”差不多在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才购买各种款式和颜色的塑胶花，准备先带回香港试销。   
    样品有了，脑子里也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仅仅是常识，具体的生产工艺及配方调色呢?   
    李嘉诚去当地图书馆查找这方面的资料，所见的专业资料，他在香港也看过。李嘉诚心急如焚，他放下厂里的事务远来欧洲，在这里又没达到最终目的，难道就这么买回大批塑胶花去做摆设?   
    情急之中，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只有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能够打工的。老板给李嘉诚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非法打工，绝不敢控告他。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常常采用压低工薪的做法，盘剥落后国家来的非法移民。   
    李嘉诚哪里会计较什么工薪？幸亏这位老板贪心，李嘉诚才能靠一张旅游签证，打入这家工厂做工。这家工厂原先和总公司在一起，由于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才从市区迁到郊外。这样，李嘉诚就不必担心被总公司的人发现。   
    李嘉诚负责清除废品废料，他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十分勤力，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会是“国际间谍”。李嘉诚收工后，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做技术工人。   
    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平心而论，站在今日的角度，李嘉诚的行为有悖商业道德。但在专利法还不太健全的50年代，李嘉诚迫于无奈的举动，又是可以理解的。   
    李嘉诚满载而归。随机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临行前，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些家花店，了解销售情况。他发现绣球最畅销，立即买下好些绣球花作样品。   
    李嘉诚回到长江塑胶厂，他不动声色，只是把几个部门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把带来的样品展示给大家看。众人为这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塑胶花拍案叫绝。   
    李嘉诚宣布，长江厂将以塑胶花为主攻方向，一定要使其成为本厂的拳头产品，使长江更上一层楼。   
    产品的竞争，实则又是人才的竞争。李嘉诚四处寻访，重酬聘请塑胶人才。李嘉诚把样品交给他们研究，要求他们着眼于三处：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   
    塑胶花实际上是植物花的翻版，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种植并喜爱的花卉不尽相同。李嘉诚觉得自己带来的样品，太意大利化了。他要求顺应本港和国际大众消费者的喜好，设计出全新的款式，并且不必拘泥植物花卉的原有模式。   
    设计师做出不同色泽款式的“蜡样”，李嘉诚带着蜡花走访不同消费层次的家庭。最后确定一批蜡花作为开发产品。此时，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已把配方调色研定到最佳水准。又经历过连续一个多月的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第一批样品。   
    填补空白的产品，很容易卖高价。李嘉诚不这样想，价格昂贵，必少有人问津。他经过成本预算，批量生产的塑胶花，成本并不高。只有把价格定在大众消费者可接受的适中水平，才会掀起消费热潮。卖得快，必产得多，“以销促产”比“居奇为贵”更符合商界的游戏规则。   
    其时，意大利塑胶花已进入香港市场，由连卡佛百货集团公司经销。连卡佛是老牌英资洋行，走的是高档路线，卖的是名牌及奢侈品。意产塑胶花价格不菲，只有少数洋人和华人富有家庭购买。   
    李嘉诚携带自产的塑胶花样品，一一走访经销商。他们为这些小巧玲珑、惟妙惟肖的塑胶花，撩得瞠目结舌、眼花缭乱。其中有的经销商是老客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就凭长江破旧不堪的厂房，老掉牙的设备，能生产出这么美丽的塑胶花?   
    “这是你们出品的吗？”一位客户狐疑地问道，论质量，可以说与意产的不分上下。   
    “你们大概是怀疑我从意大利弄来的吧?”李嘉诚心平气和微笑道，“有机会，你们可以将两者比较，看看是港产的，还是意产的。”   
    办公室的人围着塑胶花仔细察看，发现李嘉诚带来的塑胶花，的确与印象中的有所不同。   
    众多的样品中，有数样中国人喜爱的特色品种。   
    李嘉诚说：“欢迎各位去长江看看，长江虽然还是老厂房，可生产塑胶花的设备却是新的，研制塑胶花的都是新人，当然，现在的事业更是新的。”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3）

    李嘉诚的报价，又一次使他们目瞪口呆，物美价廉，没有理由不畅销。大部分经销商，都非常爽快地按李嘉诚的报价签订供销合约。有的为了买断权益，主动提出预付50%订金。   
    每家经销商的销售网络皆不尽相同，李嘉诚尽可能避免重叠。很快塑胶花风行香港和东南亚。老一辈港人记忆犹新，几乎是在数周之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摆满了长江出品的塑胶花。寻常百姓家、大小公司的写字楼，甚至汽车驾驶室，都能看到塑胶花的倩影。   
    李嘉诚掀起了香港消费新潮，长江塑胶厂蜚声香港业界。   
    塑胶花从塑胶制品家族脱颖而出，一枝独秀。追风跟潮，是香港产业界的看家本领。很快，本港冒出数家塑胶花专业厂。正像人们不知李嘉诚如何获取塑胶花生产技术一样，李嘉诚也不清楚同业是如何掌握生产塑胶花“秘诀”的。   
    长江厂只是先行一步，等待它的，将是与同业的公平而无情的竞争。   
    甫饮“头啖汤”的李嘉诚，没有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大家都在抢占市场，而长江厂的现在规模，无法保证“长江号”处在同业的龙头地位。   
    李嘉诚到亲友中集资招股，筹集的资金用于租赁厂房，添置设备。他赴意大利考察塑胶花，同时对欧洲的企业结构和管理方式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深知私家企业财力单薄，发展缓慢。他看好股份制企业，他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第二步，发展到相当规模时，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有限公司。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李嘉诚将此话牢牢铭记于心。   
    1957年年末，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房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但他并不由此而满足。   
    香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为洋行垄断，而华人商行的优势，在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禁运，香港华人商行的出口途径，基本限于东南亚。   
    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欧美，欧洲、北美占世界消费量的一半以上。李嘉诚无时不渴望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他透过《塑胶》杂志，得知香港塑胶花正风靡欧美市场。   
    当时进入欧美市场，只有通过本港的洋行，他们在欧美设有分支机构，拥有稳固的客户，双方建有多年的信用。香港的塑胶花正是这样进入欧美市场的，李嘉诚也接受过不少本地洋行的订单。他不甚满意这种交易方式，一切都缺乏透明度——塑胶花具体销往何国何地？代理商是谁?到岸价、批发价、零售价是多少？销路如何？消费者有何反馈？   
    一家洋行提出包销长江公司的塑胶花。若是别的厂家，或许会认为这是福音，从此产品不愁销路。李嘉诚却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接受了对方的包销条件，就得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价格、产量，得由对方说了算。   
    境外的批发商，也希望绕过香港洋行这个中间环节，直接与香港的厂家做生意，这对双方都大有好处。   
    李嘉诚一得悉这个消息，马上驱车去跟外商直接洽谈，给他们看样品，签订合同。绕过了中间环节，双方都得到价格上的实惠。李嘉诚手中捏着一把订单，还有订单从四面八方飞来。   
    李嘉诚不惜重金网罗全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不断地推出新样品。可是，因为资金有限，设备不足，严重地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李嘉诚担心陷于前几年的被动局面，不敢放手接受订单。   
    该如何突破“瓶颈”呢？李嘉诚陷于苦恼之中。银行许可的贷款额只能应付流动资金。地产、航运、贸易、工业，都在千方百计努力获得银行的支持，像长江这样的小公司，不敢奢望获得银行的大笔贷款。   
    在李嘉诚伤透脑筋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来到他面前。有位欧洲的批发商，来北角的长江公司看样品，他对长江公司塑胶花赞不绝口：“比意大利产的还好。我在香港跑了几家，就数你们的款式齐全，质优美观!”   
    他要求参观长江公司的工厂，他对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生产出这么漂亮的塑胶花，甚感惊奇。这位批发商快人快语：   
    “我们早就看好香港的塑胶花，品质品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价格不到欧洲产品的一半。我是打定主意订购香港的塑胶花，并且是大量订购。你们的现在规模，满足不了我的数量。李先生，我知道你的资金发生问题，我可以先行做生意，条件是你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担保。”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4）

    找谁担保呢？担保人不必借钱给被担保人，但必须承担一切风险。被担保人一旦无法履行合同，或者丧失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就落到了担保人头上。不过，根据塑胶花的市场前景，以及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风险微乎其微。   
    某篇文章，曾这样记述李嘉诚寻找担保人：   
    “在香港这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金钱关系更胜于至亲挚友关系。‘求人如吞三尺剑’，位卑财薄的李嘉诚，只有硬着头皮，去恳求一位身居某大公司董事长的亲戚，这位大亨亲戚岔开话题而言他，令李嘉诚碰一鼻子灰，陷入山穷水尽。”   
    这篇文章所说的“某大公司董事长的亲戚”，自然指的是李嘉诚的舅父和未来的岳丈庄静庵先生。从1950年起，中南公司设厂从事手表装嵌，机芯来自瑞士，装嵌成成品后供本港的分店零售及运往东南亚。中南公司后来又在德辅道设立总装大楼，并在湾仔拥有中南大厦。1955年，中南取得瑞士乐都表和得共利是表的经销权，经销网遍及本港、东南亚、韩国等地，营业额在本港首屈一指。   
    当然，大有大的难处，业务增长快，资金也投入大，即使是超级巨富，也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人这样说：“为李嘉诚担保，其实并无风险，作为亲舅，本该鼎力相助与提携，但他没这样做。”   
    李嘉诚一贯抱善意待人待事，在往后的岁月，他总是回避求殷富担保之事。也许，他觉得事情已过去，不必再“纠缠不清”；也许，他认为经受磨难，对一个人成大事业有好处。   
    李嘉诚对这位欧洲的批发商，心存感激，难以忘怀。   
    翌日，李嘉诚上批发商下榻的酒店。俩人坐在酒店的咖啡室里，咖啡室十分幽静。李嘉诚拿出9款样品，默默地放在批发商面前。李嘉诚没说什么，认真观察批发商的表情。   
    李嘉诚的内心，太想做成这笔交易了。该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西欧、北欧，那是欧洲最主要的市场。李嘉诚未能找到担保人，还能说什么呢？他和设计师通宵达旦，连夜赶出9款样品，期望能以样品打动批发商。若他产生浓厚的兴趣，看看能否宽容一点，双方寻找变通；若不成，就送给他做留念，争取下一次合作。   
    机遇既然出现，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轻易放弃的。   
    9款样品，每3款一组：一组花朵，一组水果，一组草木。批发商全神贯注，足足看了十多分钟，尤对那串紫红色葡萄爱不释手。李嘉诚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这证明他对样品颇为看好。   
    批发商的目光落在李嘉诚熬得通红的双眼上，猜想这个年轻人大概通宵未眠。他太满意这些样品了；同时更欣赏这年轻人的办事作风及效率，不到一天时间，就拿出9款别具一格的极佳样品。他记得，他当时只表露出想订购3种产品的意向，结果，李先生每一种产品都设计了3款样品。   
    “李先生，这9款样品，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一组，我简直挑不出任何毛病。李先生，我们可以谈生意了。”   
    谈生意，就必须拿出担保人亲笔签字的信誉担保书。李嘉诚只能直率地告诉批发商：   
    “承蒙您对本公司样品的厚爱，我和我的设计师，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总算没有白费。我想你一定知道我的内心想法，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能与先生做生意。可我又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我实在找不到殷实的厂商为我担保，十分抱歉。”   
    批发商目光炯炯看着李嘉诚，未表示出吃惊和失望。于是李嘉诚用自信而执着的口气说：   
    “请相信我的信誉和能力，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业主，在同行和关系企业中有着较好的信誉，我是靠自己的拼搏精神和同仁朋友的帮助，才发展到现在这规模的。先生您已考察过我的公司和工厂，大概不会怀疑本公司的生产管理及产品质量。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合伙关系，并且是长期合作。尽管目前本公司的生产规模还满足不了您的要求，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扩大生产规模。至于价格，我保证会是香港最优惠的，我的原则是做长生意，做大生意，薄利多销，互利互惠。”   
    李嘉诚的诚恳执着，深深打动了批发商，他说道：   
    “李先生，你奉行的原则，也就是我奉行的原则。我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寻找诚实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互利互惠，只要生意做成，我绝不会利己损人，否则就是一锤子买卖。李先生，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担保人。我坦诚地告诉你，你不必为此事担心，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个担保人。”   
    李嘉诚愣住，哪里有由对方找担保人的道理？批发商微笑道：   
    “这个担保人就是你。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5）

    两人都为这则幽默笑出声来。谈判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很快签了第一单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基本解决了李嘉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是这位批发商主动提出一次付清，可见他对李嘉诚信誉及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   
    批发商叫侍者拿来两杯香槟酒，举杯说道：“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   
    信誉, 是不可以用金钱估量的，是生存和发展的法宝。经过这次本无希望、但最终如愿以偿的合作，李嘉诚对此笃信不移。   
    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塑胶花为李嘉诚赢得平生的第一桶金，也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三十而立—李嘉诚是年30周岁。   
    李嘉诚正是这一年涉足房地产。长江工业有限公司下设地产部和塑胶部，他非常看好香港地产业的前景，但未因此而放弃塑胶业。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军北美。   
    美国和加拿大，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消费水平极高，占世界消费总额的1/4强。李嘉诚陆续承接过本港洋行销往北美的塑胶花订单，这纯属小打小闹，远不是他所期望的。   
    “守株待兔”，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陈旧过时的经营理念。李嘉诚主动出击，设计印制精美的产品广告画册，通过港府有关机构和民间商会了解北美各贸易公司地址，然后分寄出去。   
    没多久，果然有了反馈。北美一家大贸易商S公司，收到李嘉诚寄去的画册后，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彩照样品及报价颇为满意，决定派购货部经理前往香港，以便“选择样品，考察工厂，洽谈入货”。   
    李嘉诚收到来函，立即通过人工接的越洋电话，与美方取得联系，表示“欢迎贵公司派员来港”。交谈中，对方简单询问香港塑胶业的大厂家，提出：若有时间，希望李先生陪同他们的人走访其他厂家。   
    这家公司是北美最大的生活用品贸易公司，销售网遍布美国、加拿大。机会千载难逢，但还不敢说机会非长江一家莫属。对方的意思已很明显，他们将会考察香港整个塑胶行业，或从中选一家作为合作伙伴，或同时与几家合作。   
    这将又是一次竞争，比信誉，比质量，比规模，斗智斗力，方能确定鹿死谁手。李嘉诚的目标，是使长江成为北美S公司在港的独家供应商。他自信产品质量是全港一流的，但论资金实力、生产规模，却不敢在本港同业称老大。   
    香港有数家实力雄厚的大型塑胶公司，单看工厂的外貌，就令人肃然起敬。长江公司的工厂格局，还未摆脱山寨式的窠臼，且不论生产规模，给来自先进工业国家的外商，第一印象就不好。   
    与欧洲批发商做交易，既是李嘉诚的胜利，也为他带来教训，有限的生产规模，险些使李嘉诚的希望落空。   
    时间给予李嘉诚只有短暂的一周，李嘉诚召开公司高层会议，宣布了令人惊愕而振奋的计划：必须在一周之内，将塑胶花生产规模扩大到令外商满意的程度。   
    这一年，李嘉诚正在北角筹建一座工业大厦，原计划建成后，留两套标准厂房自用。现在，他必须另租别人的厂房应急。为了抢时间，他委托房产经纪商代租厂房，位于北角最繁盛的工业大厦，李嘉诚看过楼后，当即拍板租下一套标准厂房，占地约1万平方英尺。迁厂所涉资金，除自筹的部分，大部分是银行的大额贷款——他以筹建工业大厦的地产做抵押。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最大最仓促的冒险。他孤注一掷，几乎是拿多年营建的事业来赌博。李嘉诚一生作风稳健，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全力搏命。   
    无法想象一周之内形成新规模难度有多大。旧厂房的退租、可用设备的搬迁、购置新设备、新厂房的承租改建、设备安装调试、新聘工人的培训及上岗、工厂进入正常运行……都得在一周内完成，一道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使整个计划前功尽弃。   
    李嘉诚和全体员工一起，奋斗了7昼夜，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李嘉诚紧张而不慌乱，哪组人该干什么，哪些工作由安装公司做，以及每一天的工作进度，全在日程安排表中标得清清楚楚。就这一点可见李嘉诚的冒险，并非草率行事。   
    公司购货部经理到达那天，设备刚刚调试完毕，李嘉诚把全员上岗生产的事，交给副手负责，亲自驾车到启德机场接客。   
    港岛到九龙，隔着一道称之为维多利亚港的海峡。那时还没有海底隧道，港岛到九龙的汽车一般不流通。李嘉诚为了表示诚意，驱车乘汽车轮渡过海去启德机场。   
    李嘉诚已为外商在港岛希尔顿酒店预订了房间。在回程的路上，李嘉诚问外商：“是先住上休息，还是先去参观工厂？”外商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先参观工厂。”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6）

    李嘉诚不得不调转车头，朝北角方向驶去。他心中忐忑不安，全员上岗生产，会不会出问题？汽车驶近工业大厦，李嘉诚停下车为美商开门，听到熟悉的机器声响以及塑胶气味，心里才踏实下来。   
    外商在李嘉诚的带领下，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和样品陈列室，由衷称赞道：   
    “李先生，我在动身前认真看了你的宣传画册，知道你有一家不小的厂和较先进的设备，没想到规模这么大，这么现代化，生产管理是这么井井有条。我并不想恭维你，你的厂，完全可以与欧美的同类厂媲美!”   
    李嘉诚说道：“感谢你对本工厂的赞誉。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交货期限。你已经看过我们的报价单，如购货批量大，还可以低廉。总之，信誉问题，请你们绝对放心。”   
    “好，我们现在就可签合同。”美国人的性格，性急而爽快。   
    外商办完事，李嘉诚驾车送他去希尔顿。告辞时，李嘉诚说：“明天我来接你，去参观另几家塑胶公司。”   
    外商道：“不必去了，我倒想请你做我的向导，去参观中国寺庙。我知道你的内心，其实并不希望我参观其他厂，你好做我们的独家供应商。”   
    “不，不。”李嘉诚说道：“我有这个自信。”   
    这家北美公司成了长江工业公司的大客户，每年来的订单都数以百万美元计。并且，通过这家公司，李嘉诚获得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信任，日后发展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为李嘉诚进军海外架起一道桥梁。   
    其后的七八年间，长江的塑胶业继续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当时全港的塑胶业亦一派兴旺。据当时的港刊报道：   
    “本港塑胶花工业，喜气洋溢，美国在圣诞节期间，塑胶花的畅销情形，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美国塑胶花进口商的所有已运到之塑胶花全数销清，尚供不应求……   
    “目前世界塑胶花贸易，香港占80%。香港成为最大的供应来源，且已获得价廉物美之好感。除美国之外，近时日本、西德、澳洲去货均已增多。”   
    塑胶花为李嘉诚带来数千万港元的盈利，长江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厂家，李嘉诚“塑胶花大王”的美名，不仅蜚声全港，还为世界的塑胶同行所侧目。   
    由于李嘉诚在塑胶业的实力及声誉，他被推选为香港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   
    潮籍塑胶商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荆淮先生在《香港潮商经济发展述略》中谈道：   
    “20世纪50年代初塑胶热潮来到的时候，潮商在这个行业中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5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从事塑胶业的潮商越来越多，据估计，潮商塑胶厂已占该行业总厂数的40%左右……1959年正是香港经济完成历史转变、全面起飞的时候。1969年，全港塑胶出口金额14.4257亿元，比1959年1.6214亿元上升9倍多；而这个出口额中潮商约占55%。”   
    在潮商的塑胶热中，李嘉诚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激励潮商加入这一行业。李嘉诚在倾心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给予了潮商同业一定的帮助。   
    李嘉诚一直认为，他比较热衷，也比较擅长经商，而对担任政府和社团公职不感兴趣。这应该是事实。不过，他在任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期间，仍不虚此任，不孚众望，做了一件至今功德无量的事。   
    1973年，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价格由年初的每磅6角5仙到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5元。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如临末日。不少厂家因未储备原料，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本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为入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石油危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主要是本港的入口商利用业界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又由于炒家的介入，把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位。   
    在这场关系到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身为潮联塑胶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此时，李嘉诚的经营重点已转移到地产，收益颇丰，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整个事业，影响并不大。李嘉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

第一部分：少年涉世 自古雄才多磨难塑胶之花开遍香江满世界（7）

    在李嘉诚的倡导和牵头下，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其中还有非潮籍塑胶商。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入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对方不予理睬。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很快达成交易，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分配给股东厂家。在这种形势下，其他原料入口商不得不降价。   
    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从此烟消云散。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有惊人之举。他从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中，匀出12.43万磅，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硬胶原胶，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先父在世时，曾与李嘉诚谈论过道家的朴素辩证法。   
    执本港塑胶花牛耳的李嘉诚，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增加到1900家，1972年则猛增到3359家。该行业的就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增加到1972年的13.2%。据估计，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长江拥有稳固的大客户，销路不成问题。可有不少塑胶花厂家销路不畅。竞争变得日益残酷，终将对长江产生不利影响。   
    塑胶花业的兴旺，除它自身的优点外，迎合了人们赶时髦的心理，不能不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曾几何时，富人穷人，皆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到后来，渐渐鲜有人问津，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何尝不是如此，塑胶花就是塑胶花，不可能完全替代有生命的植物花。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种植真花。国际塑胶花市场，渐渐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转移，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力生产塑胶花。香港的劳务工资与年递增，劳务密集型产业，非长远之计。   
    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原因一是生产过滥；二是欧美市场萎缩。虽未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却引起李嘉诚高度重视。   
    李嘉诚决定未雨绸缪。   
    他的未雨绸缪，不是不断投资，强化塑胶业的竞争能力，而是顺其自然，让其自兴自衰。   
    除了那次石油危机，出面解除塑胶原料暴涨危机外，李嘉诚已基本不插手塑胶花事务。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是他蕴藏于心多年的抱负。与塑胶花相比，后者显得更重要，他实现了他的抱负，舆论给他戴上“超人”的桂冠。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俊杰。   
    无论李嘉诚的事业发展到如何庞大，获得的盛誉有几多，他永远不会忘记从事塑胶花生产的岁月。是塑胶花把他引入辉煌事业的大门，坚定了他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心，为他赢得创建伟业的第一桶金，更使他获得磨炼积累经验。   
    李嘉诚回首这段岁月时说：   
    “虽历经坎坷，但从未彷徨。”   
    “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也是生命，有时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心心相印亲上结亲喜叠喜（1）

    李嘉诚的妻子是表妹庄月明。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传闻，舅父庄静庵极力反对女儿下嫁李嘉诚。诚哥是如何征服表妹的心？表妹出身名门名校，他们门户不相对，地位不般配，世人众说纷纭，人言人殊……   
    1963年，34岁的李嘉诚，与年近30的庄月明小姐结为连理。夫妻恩爱，白头偕老，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美谈。   
    李嘉诚与庄月明是表亲，庄月明的父亲庄静庵，是李嘉诚的亲舅。不过，这门亲事，并非庄静庵与他的胞姐庄碧琴的主张，表哥表妹是自由恋爱，结上这段良缘的。   
    香港《明报周刊》，曾刊登过一篇《李嘉诚与庄月明爱情故事》的文章，开篇道：   
    “在香港的潮州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系出名门的表妹，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与穷表哥恋爱、结婚。在表妹的鼎力支持(精神上和实际上)与鼓励下，表哥奋发图强，终于出人头地。之后，他的事业更蒸蒸日上，成为本埠富豪。   
    “佳话中的表哥，正是当今香港富豪李嘉诚，而表妹者，就是李先生的结发妻子庄月明女士。”   
    李嘉诚素来不提私事。常有记者和好事人问及李庄两人的恋爱经过和岳丈庄先生的态度，李嘉诚总是回避。从不谈私事的李嘉诚，当舆论有关他的报道和传闻严重偏离事实、有损本人或他人名誉时，他也会站出来评价、澄清。   
    李嘉诚对有关他恋爱婚姻的私事，一直持缄默态度。   
    站在今天优生学的角度，表亲结婚，实在不可取。不过，在五六十年代，无论是李嘉诚、庄月明，还是他们的父母，都不以此为一回事。在粤东的某些地区，甚至还保留表亲联姻的古老习俗。笔者于本书，亦不以优生学为评判。   
    下面的故事，是依据有限的史料、传媒的报道，以及港埠民间传说综合而成，但愿不会太偏离事实。   
    1940年冬天，为避战乱，李嘉诚的父母带领全家投靠舅父庄静庵。庄家算得上香港华人社会的富裕人家，庄家的一切，都使来自贫穷老家的李嘉诚感到新奇和拘束。   
    11岁的李嘉诚，认识了小他4岁的表妹庄月明。月明是庄家的长女，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对她呵护备至。月明从小娇生惯养，伶俐可爱，她那时已是教会办的英文书院的学生。身穿一套崭新的校服。   
    出身富家名门的月明，一点也不嫌弃穷表哥嘉诚。李嘉诚随家经过十多天长途跋涉，加之原来就营养不良，来舅父家时瘦得像柴棍，在舅父家吃饭，难免现出“食鬼相”。李嘉诚母亲曾与潮州老乡谈到过，月明那时天天都要送吃的给阿诚，弄得阿诚很不好意思。李嘉诚父亲给儿子讲“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李嘉诚才坚决不受表妹的馈赠。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是嘉诚和月明童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李嘉诚初来香港，先父明智地要阿诚学做香港人，年幼的表妹，于是成了诚哥学广州话的老师。香港的殖民教育，无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眷恋中国文化而又忙于商务的庄静庵，敦促女儿向阿诚学念古典诗词。李嘉诚转入香港的中学念初中，深为英语而苦恼。表妹已进英文书院读了半年书，上学前还跟家庭教师学了一年英语。表妹当仁不让做了表哥的家庭教师，帮表哥补习英语。   
    1943年，李嘉诚父亲去世。从此，表哥表妹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庄月明一直家境宽裕，深得父亲宠爱。庄静庵是个具有新思想的商人，重视子女教育。更加之庄月明聪明好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英华女校，随即考入香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又北渡东瀛，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   
    青少年时代的庄月明，一帆风顺。人生的道路上，开满鲜花，阳光明媚。   
    而表哥的人生之路，却是那么坎坷，充满磨难。丧父不久，他不得不辍学，以嫩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做过茶楼堂倌，做过钟表公司的学徒，做过走街串巷的行街仔。他终于独立创业，但白手起家，无富亲资助的他，很长一段时期，还是位卑财薄的小业主。   
    不少人认为，李嘉诚与舅父兼岳父的关系，比较疏淡。倘若是事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人认为，当年李嘉诚毅然脱离中南钟表公司，拂逆了庄静庵的一番好意。因此，李嘉诚后来艰苦创业，庄静庵未鼎力帮衬。李嘉诚外销塑胶花，欧洲批发商要李找殷商担保。李嘉诚在舅父那里碰了壁。也许他真的未去求舅父，这不外乎有两个原因，要么李嘉诚不愿给舅父添麻烦，要么估计舅父不会伸出援手。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心心相印亲上结亲喜叠喜（2）

    更多的人，在分析李嘉诚与舅父“不咬弦”时，认为主要原因是嘉诚与月明互相爱慕，将会结为秦晋之好。   
    一直与庄李两家保持交往，不肯公开姓名的Z先生，在接受《明报周刊》记者采访时透露：   
    “庄静庵先生初时不大喜欢李嘉诚，但表妹庄月明却对表哥一心一意，无论如何也要跟着他……   
    “当年，表妹为了表哥，不顾父亲反对而委身下嫁。婚后，她并不时常回娘家，尤其是近年，我多次找他俩(李嘉诚和太太)，都要传话(指见面少)……”   
    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少年时在周大福珠宝行学徒，深得老板赏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他为妻。世人称郑裕彤为乘龙快婿，由于这门亲缘，郑裕彤成为周大福珠宝行的掌门人，奠定了他成为本港超级富豪的基础。   
    却从没有人称李嘉诚为庄家的乘龙快婿。   
    这大概可以说明：岳丈不认外甥为未来的女婿；另外，婚前婚后，李嘉诚至少在事业和钱财上，未沾岳丈的“光”。   
    暂且不论岳丈的态度，按照世俗的眼光，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的小业主李嘉诚，是不可高攀出身名门名校，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庄月明的。结果却是不可以世俗论断。   
    人们自然会探究，人生道路截然迥异的一对，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   
    毋庸置疑，他们是由亲情、友情发展为爱情的。境况优越的表妹，无时不在关注表哥的命运和事业，在精神上给予表哥莫大的慰藉和支持。表哥在事业上的每一次超越，表妹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表哥在内心深处领受表妹的爱，亦深深爱着表妹。他明智地估衡自己的地位，他谙知惟有干出同辈人中出类拔萃的业绩，才能配上名门才女表妹。这无形中，成为李嘉诚卧薪尝胆，奋发进取的动力。正是爱情的力量，将李嘉诚锻造成不倔的男子汉，促使庄月明不顾外界的压力和世俗的眼光，执着追求。   
    没有花前月下，只有心心相印。   
    庄静庵没少为女儿的婚事操心，他曾多次介绍女儿“相睇”（相亲）。他们中，有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世家弟子，更有留学欧美的才子。结果都遭到女儿的拒绝。庄静庵最终同意女儿“私订终身”—一则，女儿成了大龄姑娘；二则，外甥的业绩，越来越让舅父感到惊奇。   
    舆论谈论起李庄的婚姻，丝毫没有责备庄老先生之意。世上哪有不疼子女的父母？庄静庵即使极力反对女儿的婚姻，也是担忧女儿嫁给阿诚吃太多的苦。   
    当然，庄静庵确有“嫌贫爱富”之嫌。在“笑贫不笑娼”的香港，“嫌贫爱富”并非贬义词，是人的正常心理。反之，安贫乐道、鄙薄金钱，会被人们视为荒谬可笑。   
    李嘉诚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他为了使婚后的日子温馨美满，为了不使表妹像他过去那样吃苦，于结婚的前半年，斥资63万港元买下一幢花园洋房。   
    这就是李嘉诚至今仍居住的深水湾道79号3层宅邸。1995年10期的《资本》杂志这样介绍这幢宅邸：   
    “李宅外墙只漆上白油，外型既不起眼，亦并无海景，但胜在交通方便，两三分钟车程便可达高尔夫球场。李家大宅不算很大，约1.1万平方英尺，市值约1亿元。”   
    《资本》杂志，以香港首富的标准来评价这幢大宅。在当时，拥有独立花园洋房的华人富翁，寥寥无几(就是今日也不多)。李嘉诚跻身豪宅寓公阶层，令人刮目相看。   
    其实，就李嘉诚自身的生活需求来说，他并不想“未富先闻”——居住这般豪华奢侈的洋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却算不上富豪，拿出63万元钱来，亦非一件容易的事。他既要扩大塑胶生产规模，又要投资地产。也正因为他只是一位地产商，把购置新婚屋居当做物业投资。   
    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与李嘉诚交往的朋友说：“这幢花园洋房，是诚哥送给表妹的最好结婚礼物。”   
    1963年，李嘉诚与庄月明这对青梅竹马的有情人，终于结成眷属。   
    新婚后，庄月明立即参与李嘉诚的事业，进长江工业公司上班。她流利的外语、谦和勤勉的作风，获得同事的尊敬。   
    庄月明为李嘉诚生了两个公子——李泽钜、李泽楷。庄月明渐退到幕后，仍倾心倾力辅佐丈夫的事业。相夫教子，有口皆碑，在庄月明的栽培下，李泽钜、李泽楷勤奋好学，先后赴美完成大学学业。   
    长江实业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重大转折。庄月明任长江实业执行董事，是公司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李嘉诚不少石破天惊的大事，蕴含了庄月明的智慧和心血。   
    庄月明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低调，她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不接受记者采访。   
    一位熟悉李氏家庭的人士说：“人们总是说地产巨头李嘉诚，如何以超人之术创立宏基伟业，而鲜有人言及他的贤内助及事业的鼎助人庄月明女士。我们很难想象，李嘉诚一生中若没遇到庄月明，他的事业将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涉足地产人弃我取显卓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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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有“塑胶花大王”之称的李嘉诚涉足地产业，先后在北角、柴湾兴建工业大厦。1967年香港发生暴乱，人心浮动，地产市道一落千丈。李嘉诚正是在地产低潮中，大量购入廉价地盘物业，显示出超人的远见。   
    1958年，李嘉诚的长江工业公司在塑胶业异军突起，取得令人瞩目的业绩。李嘉诚也由此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也许，他应该在这个行业一心一意闯下去，将这个美称继续发扬光大，争做世界塑胶业的泰斗。   
    李嘉诚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包容？生产塑胶花，只是他赚钱的手段，是他基业的原始积累。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看看一个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远？   
    塑胶花的成功，滋长并坚定了他建立伟业的雄心。当然，他也不会草率摈弃塑胶业。在其后十余年间，他在塑胶领域继续处领先地位，为了开创新事业积累了数以千万元资金。   
    李嘉诚不是好高骛远之人，他总是脚踏实地，向既定的目标迈进。他亦不会鲁莽行事，每一个重大举措，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周密调查——除非机不待人的非常时期。   
    涉足地产，孕育心中有数月之久，塑胶花为他赚得平生第一桶金，他才将构想付诸现实。   
    在今天，百亿身价的超级巨富，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当时并非如此，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这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不是人人看好的行业。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最明显的现象，是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1951年，香港人口才过200万，20世纪50年代末，逼近300万。人口增多，不仅是住宅需求量的增多，因本埠经济的持续发展，急需大量的办公写字楼、商业铺位、工业厂房。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房贵楼昂。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本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房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亦然。   
    李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了。   
    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胎动，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   
    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   
    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此作为出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己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地产商还可拿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做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涉足地产人弃我取显卓识（2）

    李嘉诚最欣赏本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中区“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宝盆。   
    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李嘉诚预测无误。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渐成为香港最大地主。   
    诚然，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   
    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呈几何级数涌来。   
    1965年1月，本港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于汇丰银行而免遭破产。   
    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执笠(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内地红卫兵的过激行动，给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左派”注了一剂强心针，“左派”到市民中煽动反英情绪，并把大字报贴到港督府的大门墙上。英方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涉足地产人弃我取显卓识（3）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司徒拔道的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竟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左派”的行动在升级，《明报》的社评综述当时的情况：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用定时炸弹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资产者，最关注的莫过于“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在香港推行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   
    “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惟一通道，保留香港现状，实际上对中共大有好处。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大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空前灾难，此乃后话。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   
    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附：新世界发展郑裕彤   
    郑裕彤，广东顺德人，生于1925年。   
    1940年，郑氏到父亲朋友周至元开的“周大福金铺”当小学徒，3年后，提升为金铺掌管。18岁时，周至元将女儿许给郑氏，人称郑氏为乘龙快婿。   
    1946年，郑氏奉岳父之命，从澳门来香港开设周大福分行。1960年，周大福金铺改为有限公司，郑氏出任总经理。在郑氏打理下，周大福成为香港金饰珠宝业的龙头。郑氏也由此赢得“东南亚珠宝大王”的称号。   
    1970年，郑裕彤成立新世界发展公司，1972年趁股市牛市上市，倚靠雄厚的资本，1974年已拥有地盘38个，为本港大华资地产公司之一。其实，郑氏涉足地产始于1952年，在跑马地建有蓝塘别墅。其后在铜锣湾建香港大厦。   
    另外，郑氏还投资酒店，兴建并拥有新世界酒店、丽晶酒店等。郑氏的招牌物业是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建成于1989年，整个建筑群\由多幢高层建筑组成，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五大建筑杰作之一。   
    郑氏经营作风大胆泼辣，看准的事，一干到底，故有“沙胆彤”的绰号。郑氏好大喜功，不像郭得胜、李兆基、李嘉诚大小不择，他专投资大项目，工程皆是以亿计算的。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涉足地产人弃我取显卓识（4）

    据1996年年初的香港《资本杂志》，郑氏持39%新世界发展权益，并透过新世界持有27.5%亚洲电视，68%新世界基建等。个人持10%澳门娱乐等。1993年，斥资50亿元购入美国30～40间酒店及管理权，全系市值684亿港元，家族资产290亿港元，在本港华人巨富中排第4位。   
    第九章   骑牛上市  地产股市任驰骋   
    1971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从此，李嘉诚在香港地产股市大展拳脚。   
    1969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愿与中共谈判。随后私下传话中国，可放松长达20年之久的禁运政策。对此，中国做出相应的反应，于这年12月释放12名在押的美国人。1971年1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同年7月，尼克松派基辛格博士访华，与周恩来、毛泽东会面。据传，美国将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表明，共产党中国将会与美国消除敌对状态，将会有限度地打开国门，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强。香港经济界恢复了对香港前途的信心，百业转旺，对楼宇的需求激增。   
    1971年，大陆“文革”基本停息。   
    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大陆大环境，为香港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宽松的政治气候，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经济由工业化阶段，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是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的，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为全港最大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跻身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列，在香港处绝对霸主地位。除地产外，置地还兼营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业务基地以香港为重点，辐射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李嘉诚话音甫落，股东响起一片嘘声，李嘉诚手下的部门领导则脸呈疑虑。其中一位站起来质疑：“与置地等地产公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竞争得过地产巨无霸(置地)？”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地说：“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发达成巨富，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   
    “当然，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但我们可以先学习置地的经营经验，置地能屹立半个多世纪不倒，得益于它的以收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次的方针。置地不求近利，注重长期投资。今后长江，也将以收租物业为主。   
    “置地的基地在中区，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极限，寸金难得寸土，而是寸土尺金。长江的资金储备，自然还不敢到中区去拓展，但我们可以去发展前景大、地价处于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去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记得先父身前曾与我谈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常以此话去验证世间发生的事，多有验证。久居香港地产巨无霸的置地，近10年来，发展业绩并非尽如人意，势头远不及地产后起之秀太古洋行。我们长江，草创时寄人篱下栖身，连借来的资金合计才5万元。物业从无到有，达35万平方(英)尺。现在我们集中发展房地产，增长速度将会更快。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嘉诚并非夜郎自大，说大话空话。他有的放矢，把置地当成靶子，在心理上先把置地“吃”透。   
    然而，李嘉诚这席有理有据的话，并未使在座的各位全然信服。长江和置地，两者悬殊委实太大了，李嘉诚要实现其目标，除非真有“超人”的本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宇。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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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这一构想，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是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李锴先生在其著作中介绍：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停滞不前，其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由于与祖国大陆的特殊关系，祖国大陆政治的任何波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香港前途；第二，与香港证券市场相比，海外市场能为香港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至少，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工具比香港市场要丰富些；第三，1961年以后，银行业的激烈竞争，相对削弱了股票的吸引力(注：贷款较易)。   
    “另外，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1969年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透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集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香港股市，对众多欲上市的华资企业，可望而不可即。香港会上市条件之苛刻，使不少条件具备的华资大企业长期被拒之门外。   
    证券经纪，是股市与股民间的桥梁。香港会只使用英语，把不谙英语的华人经纪排斥在外，这样，无形中又把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投资者排斥在外。投资者难入市，股市自然萧条；股市萧条，投资者越发望而却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一所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新纪元。   
    时值内地政治趋于安定，香港经济经大动荡后恢复并开始起飞，亟待筹资的企业纷纷触发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元，占当时本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钱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   
    四会并存，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李嘉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萌动并筹划将长江上市。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   
    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两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两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却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   
    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李嘉诚还意识到：股票升水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自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是他们所不希望的。   
    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   
    他已经树立赶超置地的目标，以其作为竞争对手。置地是一间上市公司，长江也非得跻身股市不可。   
    除此，长江要想拓展别无他径。   
    除此，李嘉诚还积极争取海外的第二上市地位。   
    当时香港最著名的证券公司，是冯景禧创办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由新鸿基牵线搭桥，英国证券公司为财务顾问与包销商，长江实业于1973年年初在伦敦股市挂牌上市。   
    香港作为英殖民地，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实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本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涉足地产人弃我取显卓识（6）

    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我们回顾李嘉诚过去走过的历程，会发现他的行为轨迹，与古人推崇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惊人地相似。李嘉诚是个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新型企业家，他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与现代商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一体。西方经济学家探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奥秘，惊奇地发现东方传统文化的神奇作用。   
    我们不得不折服李嘉诚“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的暴利所心动，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   
    而不少房地产商，却放下正业不顾，将用户缴纳的楼花首期(款)，将物业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全额投放到股市，大炒股票，以求牟取比房地产更优厚的利润。   
    炒风愈刮愈炽热，各业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连众多的升斗小民，也不惜变卖首饰、出卖祖业，携资入市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癫狂之中。1972年，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指出：“目前股价已升到极不合理的地步，务请投资者持谨慎态度。”   
    桑达士的警告，湮没在“要股票，不要钞票”的喧嚣之中。1973年3月9日，恒生指数飚升到1774.96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5.3倍。   
    物极必反。在纷乱的股票狂潮中，一些不法之徒伪造股票，混入股市。东窗事发，触发股民抛售，股市一泻千里，大熊出笼。   
    当时远东会的证券分析员指出：假股事件只是导火线，牛退熊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盲目入市投机，公司盈利远远追不上股价的升幅，恒指攀升到脱离实际的高位。   
    恒生指数由1973年3月9日1774.96点，迅速滑落到4月底收市的816.39的水平。是年下半年，又遇世界性石油危机，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加工贸易业。1973年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1974年12月10日，跌破1970以来的新低点—150.11点。其后，恒指缓慢回升，1975年年底，回升到350点。   
    除极少数脱身快者，大部分投资者均铩羽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一片愁云惨雾，哀声恸地。港府颁布新的证券条例，加强监管，提出四会合并。1980年，成立将取代四会的香港联合交易所(简称联交所)；1986年4月，联交所正式营业。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都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长实上市时，拥有收租物业约35万平方英尺，年租纯利390万港元；发展物业7项正兴建或拟建，基保独资拥有的地盘3个，合资共有的地盘4个。上市时将25%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这笔巨资，加速了长实的物业建设。与其他地产商合资发展的楼宇，均做出售；独资兴建的楼宇，做收租物业。   
    1973年，长实发行新股110万股，筹得1590万港元，收购了“泰伟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位于官塘的商业大厦——中汇大厦，每年长实赢得120～130万港元租金收入(地产复苏后，年租迅速递增到500万港元以上)。   
    上市之时，李嘉诚预计第一个财政年度盈利1250万港元。结果，长实的年纯利为4370万港元，是预计盈利额的3倍多。   
    1973年3月，长实宣布首期中期派息，为每股1角6分，每5股送红股1股。公司与股东皆大欢喜。   
    当时传媒及业界，把1972年上市的几家华资地产公司，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它们是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长江实业、恒隆地产、新世界发展(注：另有一说无新世界发展，列入大昌地产)。   
    上市前后，长实的实力及声誉在五虎将中并不突出。   
    论入行资历，长实不如新世界和恒隆，新世界的郑裕彤、恒隆的陈曾熙都是早期涉足地产的。   
    论专业资格，李嘉诚比不上陈曾熙和合和的胡应湘，他们一个留学日本，一个留学美国，学的都是土木工程，独立创业前都担任建筑工程师多年。   
    论实力，长实都比不上另四虎。新鸿基地产，为地产三剑客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所创。上市时注册资本为3亿，超出长实1亿多；上市时预定集资1亿，实集10亿，长实的集资额不能望其项背。新世界的郑裕彤是香港赫赫有名的珠宝钻石大王，财大气粗，1970年成立新世界，4年后拥有地盘38个，上市时集资1.6亿港元，也远胜于长实的集资额。陈曾熙的恒隆上市,股票面额2元,升水6.5元,升水幅度是长实1元的6.5倍；集资2亿港元，也非长实所能比拟。合和的胡应湘毕业于名校普林斯顿，合和上市前仅创立3年，上市预定集资1.25亿港元，实收股本增至2亿港元。《不图安逸创大业——胡应湘》一文称：“合和是五虎将中最早成为上市公司(1972年8月21日)的股票，在1972年秋至1973年春时，合和股价(每股30元)更凌驾其他五虎将成员之上，俨然成为老大哥。”   
    长实虽然略逊于四虎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迅速从五虎将成员中脱颖而出，到80年代中期，成为五虎将中的虎帅。时至今日，长实系仍是香港首席财阀。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涉足地产人弃我取显卓识（7）

    另四虎将都不是等闲之辈，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个人资产先后荣登百亿超级巨富之列。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是否以长实与另四虎将竞争。李嘉诚答道：“我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的是与置地竞争，赶超置地。”   
    到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已实现赶超置地的目标。如果李嘉诚不将长实上市，未充分借助股市的作用，是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赶超置地的。   
    1973年的大股灾，一直延续到1974年年底，其后股市有所回升，仍持续低迷一年多。原因是世界性经济衰退，本港股灾使不少地产商和投资者受损，造成地产低潮。   
    “股拉地扯”，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香港经济的独特现象。   
    李嘉诚对香港的经济兴衰规律已有较深的认识，经济总是呈波浪式发展之中，若干年为一周期。股市地产低潮，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地盘价格偏低，物业市值亦偏低。低潮过后，又是新一轮高潮。   
    1974年年底，长实发行1700万股新股票，用以购买“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50%股权。实际上，是以1700万股长实新股，换取其励精大厦和环球大厦。两座商业大厦，租金收入每年达800～900万港元。   
    若不是地产低潮，都市地产发生财政危机，李嘉诚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得手。   
    1974年5月，长实与实力信誉卓著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5000万港元，双方各出2500万港元现金，各占50%权益。李嘉诚任这间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   
    这间合股公司的成立，为长实引进外来资金，又为今后长实拓展海外业务，铺路搭桥。同年6月，由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长实股票在加拿大温哥华上市。长实能如此顺利地与加拿大银行界建立伙伴关系，得助于李嘉诚从事塑胶花产销时与北美贸易公司建立的信誉。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正是这间公司的往来银行。   
    1974～1975年间，李嘉诚两次发行新股集资约1.8亿港元。另外，李嘉诚将个人持有的长实股份中，取出2000万股售予获多利公司，套取6800万港元现金。李嘉诚手头拥有了较充裕的现金，趁低潮时地价偏低，大量购入地盘。为加速资金回笼，他一反过去只租不卖的做法，重点放在发展物业。这一时期，长实的主要地产业务有：   
    斥资8500万港元，向“太古地产”购入北角半山赛西湖地盘，地盘处于著名风景区，面积约86.4万平方英尺。李嘉诚划出5.3万平方英尺的地皮，兴建高级住宅楼宇10幢，每幢24层，楼宇总面积达130万平方英尺，计划2年内竣工。   
    用户购楼，每个单位可配得车位一个。楼宇发展中后期，正值地产复苏，成交转旺，李嘉诚发展的楼宇全部销售一空，获利6000万港元。   
    地盘剩余的94%空地，李嘉诚建成一个集娱乐、运动、休闲为一体的大型活动场所，与风景优美的赛西湖风景区连成一片。   
    李嘉诚与南丰集团的陈廷骅联手合伙，购入太古山谷第一号地盘，几个月出售，获纯利1450万港元，超过1974年上半年的租金收入。   
    其后，李嘉诚又与新鸿基、恒隆、周大福等公司合作，集资购入湾仔海滨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原址，建成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楼宇以平均每平方英尺400港元的价格出售，共盈利1亿港元。长实占其中35%权益，获利3500万港元。   
    1976年，香港地产市道转旺。   
    李嘉诚召开股东特别大会，通过大规模集资的决议。这一年，长实发行新股5500万股，集资约1.1亿港元。另外，李嘉诚积极开拓新的资金渠道，与世界著名的大通银行达成协议，长江实业需要时，可向该行随时获得一笔约2亿港元、4年长期贷款。光此两项，李嘉诚可资使用的资金达3.1亿港元，再加上公司盈利，长实实力大增，更大规模地购地建楼。   
    1976年，长实年纯利5997万港元，另有非经常性收入653万港元。这一年，仅租金收入一项就达2192万港元，是上市前年租金收入的约54倍。   
    传媒称当时为“中小地产公司的长江实业，初试啼声，已是不凡”。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拥有物业为35万平方英尺。其后几年，长实拥有的物业和地盘统计数据如下：   
    1975年，面积增至510万平方英尺。   
    1976年，为635万平方英尺。   
    1977年，跃至1020万平方英尺。   
    当时，香港除港府之外的首席地主—置地拥有物业和地盘近1300万平方英尺。   
    上市短短5年多时间，长实在地盘物业面积这点上，开始直逼置地。   
    长实的盈利状况：   
    1973年，公司盈利0.47亿港元。   
    1976年，盈利增至0.59亿港元。   
    1978年，递增到1.33亿港元，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1979年，为2.54亿港元，增幅近2倍。   
    1980年，迅速增长到7.01亿港元。   
    1981年，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6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委实不凡。   
    附：新鸿基地产郭得胜   
    郭得胜，原籍广东中山县，1911年生。   
    郭氏早年开杂货店，20世纪50年代经销日本拉链赚得第一桶金。1958年涉足地产，与好友冯景禧、李兆基合办永业企业，1963年永业企业改名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1972年改名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增加到3亿，当年9月上市。同时，地产三剑客协议分手，郭得胜从市场购入股权，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   
    新鸿基地产稳扎稳打，进入20世纪80年代，跻身10大上市公司之列。1972年上市时注册资本为3亿元，1990年市值已超过220亿元，增长70倍。公司纯利，1974-1990年，增长41倍，达24.65亿元/年。   
    郭氏曾有“楼花大王”之称，1977年，郭氏改地产发展为地产投资—兴建高质量收租物业。   
    他在湾仔兴建了一幢50层高的商业大厦——新鸿基中心，为该集团招牌大厦。   
    郭氏奉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经营策略，集团下设建筑事务所、建材部门、建筑公司、售楼部、物业管理公司等多个机构。   
    郭氏卒于1990年，其子郭炳湘三兄弟继承父业，新鸿基有长足发展。据1995年岁尾收市价计，新鸿基地产市值1400亿港元，占全港总市值的6.2%。家族拥有新鸿基地产46.83%股权，在美国三藩市拥有10亿港元物业。1995年家族股息红利收入23.18亿港元，家族资产720亿港元，名列香港超级富豪榜首。   
    英国远东问题专家乔治·赫德说：“香港经济的盛衰，除受世界经济大气候影响外，还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政局有直接关系。”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地铁招标一飞冲天战地王（1）

    1977年，长实参与地铁遮打站、金钟站的上盖兴建权竞投。当时呼声最高的是置地公司。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置地志在必得。群雄逐鹿，鹿死谁手，似有定局，但结果出人预料。缘何缘何?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香港境外的大气候由阴转晴，世界性石油危机已成为历史；中国大陆已从十年“文革”动乱中走出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显现出改革开放的端倪。   
    本港经济以11.3%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发展。百业繁荣刺激了地产的兴旺；地产的兴旺，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地产成为本港的支柱产业，举足轻重。   
    1958年，李嘉诚涉足地产；1971年将长江工业改为长江地产，集中发展地产，次年又更名为长江实业，并成功上市。当年的重大抉择，现在越来越显示出正确性。   
    1976年，长实取得年经常性利润5887万港元、拥有地盘物业635万平方英尺、资产净值增至5.3亿港元的历史最好成绩。李嘉诚在业界实力渐雄，名声渐响。   
    不过，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是间中型地产公司，是五虎将中虎气生生、但从不大啸大吼的一员虎将。   
    香港传媒界，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有个新入行的记者问旁边的人，“那个额头高高，头发微秃，频频举手应价的中年人是谁？举一次手加个几百万，好像很平常？”   
    旁边的老记者说：“他叫李嘉诚，长江实业公司的老板，当年靠做塑胶花发迹，还被捧为“塑胶花大王”。近些年投资地产，拥有多间工业大厦，还在赛西湖发展高级住宅楼宇，在地产界已小有名气。看他在拍卖场的气度，实力不可小觑。”   
    这位老记者解释了好一番，才使新记者知悉李嘉诚其人。如今，李嘉诚名声如雷贯耳，家喻户晓。若有哪位记者认不出李嘉诚，那定是天大的笑话。   
    在1973年大股灾前，官地、私地拍卖场上，风头最劲的人物数船王赵从衍的公子赵世曾。   
    兼有花花公子之名的赵世曾，是众人心目中的地产强人，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除洋人外，似乎无人敢与其竞投争锋。股灾翻船后，赵公子淡出拍卖场。人们渐把目光投向华资地产五虎将。五虎将中，除低调的陈曾熙，人们更关注的是郭得胜、郑裕彤、胡应湘等人。   
    1977年后，公众焦点聚在李嘉诚身上，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拍卖场上擎天一指”。   
    197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977年，李嘉诚参与了地铁遮打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整个工程计划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首期工程由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   
    资金来源，主要是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行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附近有香港政府合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与中环银行区近在咫尺。   
    有人说，中环、金钟两站，就像鸡的两只大腿，其上盖将可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地产商莫不“垂涎欲滴”。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地铁招标一飞冲天战地王（2）

    李嘉诚何尝不为之心动。不过他更看重的还不是上盖发展的利润，而是长实的声誉。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间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无半砖片瓦、立锥之地!   
    李嘉诚涉足地产已20春秋，盖了不少建筑，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觉得是到了改变形象的时候——进军港岛中区了。   
    早在1976年下半年，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1977年初，消息进一步明朗，地铁公司将于1月14日开始招标，地段是邮政总局原址。原址拆卸后，兴建车站上盖物业。   
    夜静人寂，寒意沁人，李嘉诚在深水湾住宅的花园散步。他无心观赏月下的花木，陷入沉思之中。地铁车站上盖投标之事，已弄得他连日来寝食不安。   
    据追随李嘉诚多年的“老臣子”回忆，李嘉诚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做；他总是在办公室处理工作，哪怕弄得很晚。李嘉诚在家，除了学英语，翻翻报章杂志，就是陪太太和儿子。他尽可能放松自己，不思考工作上的事情，保证睡得安稳，以便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工作。如果发现他把文件资料带回了家，那一定是遇到非干不可的大事。   
    如今的地铁车站上盖投标，是他认定的非干不可的大事。   
    中环、金钟的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竞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   
    长实竞投的把握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过去曾有多次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的地价高，日涨夜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一幅地，动辄要数亿至十多亿，非长实的财力所敢参与拍卖竞价。   
    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梦寐以求打入中区。   
    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海湾的朦胧轮廓。潮声在他胸中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意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诚大步回到家中，坐进书房，翻阅带来的有关地铁的研究材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香港商界，有句十分流行的话：“撼山易，撼置地难!”李嘉诚估计，参加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华资地产建筑公司实力稍逊。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长实参与竞投，就必须把置地作为竞争对手，与这个庞然大物对撼。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就可知置地在中区的地位。   
    难怪当时的公众和传媒都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仅一百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   
    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等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座山虎的食槽里夺食。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置地并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就有报章唱起置地“志在必得”的高调，谁与置地竞争，无疑“以卵击石”。   
    李嘉诚想，“志在必得”的置地，会不会“大意失荆州”呢？   
    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纽璧坚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一步步爬上董事局主席高位。纽璧坚没有任何背景，靠的是自己的勤勉努力。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为两局大班，又得受股东老板的制约。凯瑟克家族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势必分散纽壁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   
    这正是一般不易洞察的置地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置地一贯坐大，也习惯于坐大。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那么，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地铁招标一飞冲天战地王（3）

    香港地铁公司是一间直属港府的公办公司。香港的公办公司，并不像过去内地的国有企业，一切都由政府包揽包办。地铁公司除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得按商场的通常法则进行。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工务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计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作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另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   
    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旧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地铁公司的意向是：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李嘉诚首先明确这一点，竞投车站口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   
    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说明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之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应允长实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李嘉诚可资调动的现金约4亿港元。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一个平等机会，投标书内容则属机密。投标中标法则，若过多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则中标希望小；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则毫无利益可图。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秘而不宣，任记者发挥想象揣测。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澳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舆论界凭其惯性，一致看好置地，置地优势昭然，中标呼声最高。   
    英文《南华早报》的澳籍记者，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纽璧坚拒绝透露投标内容，亦不对“名花谁主”作评价，但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1977年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工商日报》称：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卒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这幅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   
    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李嘉诚首先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则由日后商议签订。   
    当晚，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与会记者说：   
    “这座建筑物会逐层售与公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分享，地铁公司则占大份。   
    “若干间公司均对与本公司合作甚感兴趣，因而竞争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卒为长江获得，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这成为凯瑟克家族逼纽璧坚下台的“筹码”。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地铁招标一飞冲天战地王（4）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地铁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底竣工，中环、金钟两站上盖物业发展利润，大大缓解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对与长江的合作非常满意，他说：“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地产发展，将为本公司二期、三期工程的车站上盖合作，树立了样板。”   
    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两座发展物业，为长江实业获得七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   
    长实的盈利，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获得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长实不再只是一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长实中标，为它取得银行的信任，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附：恒基地产李兆基   
    李兆基，广东顺德人，1928年出生，1948年随父亲来香港，炒卖外汇黄金。   
    1958年，与郭得胜、冯景禧组成永业企业，从事地产业。1972年，三人合办的新鸿基地产上市，李兆基辞去总经理职务，协议分家分得价值0.5亿元地盘物业。其时股市大旺，李氏与胡宝星筹组永泰建业上市。1975年，李兆基独立门户，成立恒基兆业有限公司，为私人公司，拥有股本1.5亿元，地盘20个。   
    1981年，李氏又将恒基兆业上市。李氏经营地产的重点是普通标准的住宅楼宇、商业及工业楼宇。他以地产发展为主，不停地造楼售楼，有如楼宇制造工厂。李氏因楼价偏低，极少竞投官地，而是收购旧楼，拆卸再建，从中盈利，靠量大取胜。   
    李兆基口讷，不善言谈，亦不喜出风头。不过，他有几句经营之道深为业界赏识：“先疾后徐，先声夺人，徐图良策”，“低潮时吸纳，高潮时吐出”。   
    李兆基与李嘉诚私交甚密，但在商业竞争上，互不相让，并势均力敌。   
    据1996年年初最新资料，李氏家族持69%恒基地产，透过母公司持恒基发展66%，子公司持美丽华酒店34.75%，中华煤气32%，香港小轮31%。全系市公司市值1382亿港元，占全港总市值5.8%。李氏是1995年度全港股息收入最高者(31亿港元)，家族财产600亿港元，首次与李嘉诚平肩。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立足中区再建华行攀高峰（1）

    李嘉诚一举夺得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后，再接再厉，购得中区著名的希尔顿酒店。1978年，长实与香港第一财团汇丰银行携手合作，重建华人行。长实总部搬入位于中区心脏的华人行。从此，李嘉诚的事业攀上高峰。   
    1977年，是李嘉诚取得惊人业绩的一年。   
    是年4月4日，长江实业力挫置地，夺得中环、金钟上盖发展权。   
    月底，长实通过发行新股和大通银行的支持，斥资1.3亿港元，收购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永高公司。该公司拥有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希尔顿酒店位于中环银行区，占地约3.9万平方英尺，房间达800间；凯悦酒店房间为400间，占地约40英亩，酒店四周是开阔的热带植物园。   
    这两间酒店，每年为长江实业带来经常性收入2500万港元(以当年物价计)。   
    1977年中期，李嘉诚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15万平方英尺。虎豹别墅为星系报业胡氏家族的祖业，据介绍该家族的一篇文章称：   
    “所谓别墅，其实不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而是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有巍峨屹立的七层白塔，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展览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动物雕塑装饰着崖壁，还有叙述警世故事的泥塑及假山、山洞等，参观、游乐、购物、休息场一应俱全。到过虎豹别墅的人，无不称赞它的丰富多彩，富丽堂皇。”   
    李嘉诚购得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游客批评大厦与整个别墅风格不统一。李嘉诚遂停止在地皮上继续大兴土木，尽量保留别墅花园原貌。   
    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所用的港纸(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国、美国、德国、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间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   
    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Michael Samdberg)，李嘉诚寻求与汇丰合作发展华人行大厦，正是与沈弼接洽的，两人还由此建立友谊。香港经济界的人常说：“谁结识了汇丰大班，就高攀了财神爷。”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1992年，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汇丰集团，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10大银行之列。1992年年底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盈利为129亿港元。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另一间获此特权的是英资渣打银行)。在数次银行挤提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   
    一个多世纪来，经汇丰扶植而成殷商巨富的人不计其数。20年纪60年代起，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靠汇丰银行提供的无限额贷款，而成为著称于世的一代船王；现在，李嘉诚取得汇丰银行的信任，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极有可能在汇丰的鼎力资助下，成为香港地王。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他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亦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就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立足中区再建华行攀高峰（2）

    旧华人行的拆卸工作始于1976年2月10日，谁都想与业主汇丰银行合作兴建新华人行。   
    相传华人行的来由有这么一则掌故。在20世纪初，港岛中环是洋行的天下，华商想跻身中环无立锥之地。当时有一位地产商在皇后大道中兴建一座商业办公综合楼，楼建成后，华人竞相入伙承租。洋人一贯自以为高人一等，不屑与华人同楼栖身，已付订金的洋人纷纷退租。于是此大楼便成为华人的“独立王国”，大楼名称便改叫“华人行”。不少华人从华人行发迹。最具影响的一件事之一，有香港股坛教父之称的李福兆，于1963年与友人在此密谋成立与香港会抗衡的证券交易所，秘密安装150条电话线至华人行，并于1969年年底宣告远东交易所开业。   
    1974年，汇丰银行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年代久远，建筑已十分陈旧；更因为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大楼已日益变成小矮人。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清出地盘，用于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在地产高潮，位于黄金地段的物业，必寸楼寸金。加之华人行在华人中的巨大声誉，华资地产商莫不想参与合作，分一杯羹。   
    李嘉诚便是其中之一，他稳操胜券，果然如愿以偿。   
    是长实中标获取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才使得“高高在上”的汇丰大班沈弼关注起地产“新人”李嘉诚来。他仔细研究了李嘉诚合作的意向材料，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此时，与李嘉诚中标地铁上盖不满一个月。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出去。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   
    “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   
    “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著称于世，不管与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本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   
    先于正式启用的3月23日，长江集团总部，迁入皇后大道中29号新华人行大厦。长江正式立足大银行、大公司林立的中环，地位更上一层楼。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发展为未来的“蜜月”——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曾有记者询问他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道：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附：合和实业胡应湘   
    胡应湘，原籍广东花县，1935年生于香港，父亲胡忠是白手起家的“的士（出租车）大王”。   
    胡应湘195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系。回港任工程和港府工务局技术官员。1969年，胡应湘由父亲担保，从银行借款1500万元，成立合和实业，父亲任主席，他任总裁。   
    1972年8月21日，合和上市，是华资地产五虎将中最早上市的公司，俨然老大。谁知到1973年春，出现假股票事件，合和股价一落千丈，合和一直到1979年，才恢复到1973年的盈利水平。   
    胡应湘既是地产商，又是建筑大师。他的招牌建筑是合和中心，为胡氏一手设计兴建，该大厦高66层，为圆筒形建筑，位于湾仔，占地5.4万平方英尺，是香港最大的商业大厦。   
    胡应湘绰号“飞侠”，是香港地产商进军祖国内地的急先锋，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他在内地的大型项目有：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另外，他在1989年推出珠江口综合开发计划，计划包括电厂、深水港、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等。他声称个人将投资35亿美元。   
    飞侠每项投资都是大手笔，“好大喜功”著名全港。同业说他立丰碑的兴趣大于赚钱的欲望。也许正是这一点，他的资产不及“小打小闹”的李兆基等人。1994年度，李兆基以450亿排全港华人富豪第五位，名声极大的胡应湘仅200亿资产，列11位。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力助船王大战英资九龙仓（1）

    九龙仓属怡和系的大洋行，其旧址将成为九龙地王，而九龙仓股票却被低估，若合理开发，前景辉煌。包玉刚看好这一点，李嘉诚亦看好；包氏欲夺，李氏欲购。结果李嘉诚成全船王，掀起轰动一时的九龙仓战役。   
    九龙仓不是严格意义的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1886年保罗·遮打牵头在九龙设立码头仓库，怡和洋行是其大股东之一。   
    九龙仓是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大部分码头、仓库，以及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和天星小轮。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   
    九龙仓的母公司怡和，与和记黄埔、太古集团、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怡和在四大洋行坐大，怡和大班同时又兼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   
    李嘉诚一直以置地为竞争对手，九龙仓引起他的注意，是九龙仓的“挪窝”。   
    与港岛中区隔海相望的尖沙咀，日益成为香港的旅游商业区。火车总站东迁后，九龙仓把货运业务迁到葵涌和半岛西，腾出来的地皮用于发展商业大厦。   
    李嘉诚赞叹九龙仓的创始人以极廉的价格获得这块风水宝地，如今水涨船高，身价百倍。   
    九龙仓先后建有海港城、海洋中心大厦等著名建筑，但在经营方式上，不足称道，他们固守用自有资产兴建楼宇，只租不售，造成资金回流滞缓，使集团陷入财政危机。为解危机，大量出售债券套取现金，又使得集团债台高筑，信誉下降，股票贬值。   
    据周祖贵先生一文，1977年12月中旬，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对九龙仓进行分析，以《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为题，指出九龙仓集团如能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未来10年可以出现年增长20%的良好势头。该评论家还预测时价13.5元的九仓股，将是1978年的热门股。   
    这位评论家与李嘉诚在九龙仓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一个在明处，大发议论；一个在暗处，不显山，不露水，埋头实干，不事声张—李嘉诚已在收购九龙仓股票。   
    李嘉诚曾多次设想，若他来主持九龙仓旧址地产开发，绝不至于陷于如此困境。自从长江上市，李嘉诚在兴建楼宇“售”与“租”的问题上，奉行谨慎而灵活的原则。若手头资金较宽裕，或楼市不景楼价偏低，最好留做出租物业；若急需资金回流，加快建房速度，楼市景气楼价炒高，则以售楼为宜。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过一笔细账：1977年年末和1978年年初，九仓股市价在13～14港元之间。九龙仓发行股票不到1亿股，就是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14亿港元。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每平方英尺以6000～7000港元计算，九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以高于时价的5倍价钱买下九仓股也是合算的。   
    基于这种考虑，李嘉诚不动声色，买下约2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仓股。   
    这个数目，无论对李嘉诚，还是对怡和，都是一个敏感而关键的界限。李嘉诚从不打无准备的仗，他通过智囊了解到，一贯被称为怡和两翼的九仓，与姐妹公司置地在控股结构上并非平等关系。怡和控置地，置地控九仓，置地拥有九龙仓不到20%的股权。   
    现在李嘉诚吸纳的九仓股，约占九仓总股数的20%。这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将不是怡和的凯瑟克家族，而是李嘉诚。   
    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与怡和在股市公开较量，铺平了道路。购得九龙仓，无疑使长实的老对手置地断臂折翼。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力助船王大战英资九龙仓（2）

    当时，那位“料事如神”的财经评论家的鸿论，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是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进行。九仓股成交额与日俱升，引起证券分析员的关注。嗅觉敏锐的职业炒家介入，九仓股便被炒高。一时间，大户小户纷纷出马，加上股市流言四起，到1978年3月，九仓股仿佛温度计被火一灼，急速窜到每股46元的历史最高水平。   
    这已和九仓股每股实际估值相当接近了。   
    这时期，李嘉诚持有的九仓股还不满2000万股，他不得不筹股回落，以稍低的价格将九仓股增至20%的水平。   
    入主九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   
    九龙仓的, 老板已在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20世纪70年代初，怡和系的置地，轻而易举收购了周锡年任主席的牛奶公司，风光百多年的怡和，在当时的本港商界股市仍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置牛大战”，被行家誉为本港股市收购战的经典之作。   
    实力发生变化也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大批华资公司上市，借助股票以小搏大、以少控发的优势，当初上市公司家族的小矮人，渐渐长成小巨人。现在，这些小巨人正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商界超级巨人怡和频频发起攻势。   
    怡和大班岂能不惊慌？今日之怡和，不似昔日之怡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数十年来，怡和对中国政府存太多的戒心，奉行“赚钱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政策。因海外投资战线过长，投资回报率低，给怡和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将怡和逼入绝境。   
    现在后院起火，怡和倾资扑救——高价增购九龙仓股票，以保“江山无缺”。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向本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据说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认为不宜同时树怡和、汇丰两个强敌。日后长江的发展，还期望获得汇丰的支持。即便不从长计谋，就谈眼下，如果拂了汇丰的面子，汇丰必贷款支持怡和，收购九仓将会是一枕黄粱。   
    李嘉诚遂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此时，李嘉诚已收购到近2000万股。是否是九龙仓最大股东？李嘉诚也摸不透，怡和一方未透露增购后的持股数。   
    这只是当时股市风传的小道新闻。事后曾有记者询问汇丰斡旋是否属实，李嘉诚与沈弼皆言称不知其事。   
    不过，依日后事态的发展，汇丰从侧面参与九龙仓大战，并起决定性作用，却千真万确。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额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根据海外传媒，包爵士是本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本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至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美国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   
    “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本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包玉刚吸纳九仓股是作为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   
    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力助船王大战英资九龙仓（3）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晤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   
    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评列为全球十佳旅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里，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着数的好事。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三十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地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三亿多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   
    “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   
    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仓董事局(按照《公司法》，持股16%的股东即可成为当然董事)。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9月7日，《明报晚报》发表对李嘉诚的专访：   
    “九龙仓事件已经披露，包玉刚在取得九龙仓15%～20%的股权，并加入董事局。戏剧化发生至此已告一段落。   
    “由九龙仓事件发展初期起，直至真相披露前，人们爱把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与九龙仓拉在一起谈论和揣测，李氏昨日接受本报记者访问之时，作了如下具澄清作用的透露。   
    “据李氏称，他本人没有大手吸纳九龙仓，而长江实业的确有过大规模投资于九龙仓身上的计划，是以曾经吸纳过九龙仓的股份。他本来安排买入九龙仓全部实收股份30%～50%，做稳健性长期投资用途，但到了吸纳得约1000万股之时，九龙仓股份的市价已经急升至长实拟出的最高价以上，令原定购买九龙仓股份的整个计划脱节。结果，放弃这个投资计划，并且把略多于1000万股的九龙仓及若干股权，转让出来。”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仓股转让给包氏，据多份报章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父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第二部分：地铁招标 一飞冲天战地王力助船王大战英资九龙仓（4）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欧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元的九仓股。   
    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即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105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仓股，目标也是49%。   
    105元的现金，比被九仓股抬高了的价值100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套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   
    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个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间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间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1986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林鸿筹先生，在《与李嘉诚谈成功之道》一文中谈道：   
    “最近有人向李氏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赛时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有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可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   
    “一般人很自然会认为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的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在过去又有极类似的活动，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仓、会德丰；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两人又同时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氏答复这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定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来没有居心与任何人比拼。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说：‘我与包先生有真诚愉快的合作。’”   
    现在我们继续看李嘉诚，是如何朝着目标一步一步推进的。他飞跃的一步，显然是收购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附：恒隆集团陈曾熙   
    陈曾熙是香港出名的商界隐士，原籍广东台山县，出生年月不详，只知家境富裕，战前留学日本攻土木工程学，何校不详。据伍宜孙家族介绍，陈氏曾在该家族的永隆银行做外汇、楼宇按揭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与朋友成立大隆地产。其弟陈曾焘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原在南洋做建筑工程，见兄地产业需人手，回港鼎助其兄。   
    1960年，陈氏兄弟注册一间恒隆有限公司，自己建楼并出售。1972年恒隆上市，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陈氏却毫无“虎气”，总是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实干，是个地道的老式商人。   
    陈氏的悭吝在圈内很有名，20世纪70年代初，陈氏在宝去道建一幢住宅大厦，将单位卖给用户，而一家人却住进“暗无天日”的地窖车房。陈氏不仅孤寒自己，对下属也孤寒，小账目也斤斤计较。然而他对儿子教育却十分慷慨，全安排到美国留学。   
    陈氏彻底低调，行动隐秘，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也极少出席同业聚会。虽然如此，但其做事极讲信誉。陈氏做地产深思熟虑，总能把该赚的钱一分不少地赚回来。最漂亮的战役，是恒信苑、九龙湾地铁上盖的德福花园。也由于他过于瞻前顾后，错失金钟二段的机会。陈氏的保守作风，使恒隆在五虎将中滞后。   
    1986年，陈曾熙逝世，遗产却交基金会管理。其弟陈曾焘接任主席，作风依旧。现家族事业由陈曾熙长子陈启宗主理。1994年，恒隆在全港家族财团中排第12位。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李超人入主和黄（1）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李超人入主和黄（2）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李超人入主和黄（3）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   
    “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李超人入主和黄（4）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蛇吞大象李超人入主和黄（5）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辅大业（1）

    一个小徒仔，受尽英国人的侮辱与歧视。他一旦成为富翁，便雇一名英国人做他的保镖，为其开车，连上厕所都要这英国保镖站岗。此富翁一泄心头之恨，趾高气扬。李嘉诚雇有不少英籍助手，他会因此而扬眉吐气吗?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论述企业主如何管理企业时说：   
    “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最前面，身先士卒，发号施令；当员工增至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的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当员工达到1万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即可；如果员工增到5万到10万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   
    松下幸之助形象地描绘企业主在企业的不同阶段应扮演的角色。事业规模小，可以事事亲力为之；事业规模中等，更多的要依赖助手；事业规模庞大，还必须靠一种精神力量来统治。   
    松下电器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今日的22万员工，生产销售基地遍布全球，与荷兰飞利浦、德国西门子，并称为世界三大电器公司。松下幸之助把他事业的成功，归结为人才观的成功。他有一句深得世界企业界推崇的话：   
    “造物之前先造人才。”   
    日本的文化背景与中国相近，日本的经济先香港一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李嘉诚有机会多次赴日本商务旅行，他十分关注日本的经营管理，佩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等日本商界俊杰。在香港，他还与有阿信之称的“八佰伴百货连锁集团”主席和田一夫建有深厚的友谊。   
    李嘉诚毕竟是李嘉诚，作为华商翘楚精英，自然不会跟在日本人后面亦步亦趋。李嘉诚的经营能力和成绩，绝不会比日本商界的泰斗逊色。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除了前文谈及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的“用人之道”。   
    李嘉诚虽未像松下幸之助那样，将自己的心得口述编撰成书。人们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仍可感觉到他的博大胸襟与智慧光彩：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叻哂(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忠心耿耿、忠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辅大业（2）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同仁鼎力合作和支持。”   
    香港《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时说：   
    “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都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实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   
    “长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霍建宁。霍建宁引人注目，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他实际上是从事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全长江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是个Rofessional Manager(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港大，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经理。是年，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任本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如此器重他，便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本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霍建宁还为李嘉诚充当“太傅”的角色，肩负培育李氏二子李泽楷的职责。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还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月利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他肩负的责任比盛颂声还大。他深孚众望，得到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好评。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辅大业（3）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现在同行和记者常能见着的长实代表，是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只是金额大的李超人才亲自出马。周年茂外表像书生，却有大将风范，临阵不乱，该竞该弃，都能较好地把握分寸，令李嘉诚感到放心。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地产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全由李嘉诚一脚踢。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   
    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两千多亿；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华人，仍存有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心高气傲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笔者旅港时，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仙小费，还要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一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在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了。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值得商榷。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你的集团，雇用了不少‘鬼佬’做你的副手，你是否含有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成分呢?”   
    李嘉诚回答道：“我还没那样想过，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多处，员工两千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一位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间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辅大业（4）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George 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本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李嘉诚器重他，不仅是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中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应用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名声显赫的马世民(Simon Murray)。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州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李嘉诚少年时代，曾听父亲讲战国时孟尝君的故事：孟尝君能成大事，得“客卿”之助也。李嘉诚能成宏业，“客卿”功不可没。   
    李嘉诚曾高兴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   
    他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个是外国人，200个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士，在业界声誉甚隆。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可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李业广身兼本港二十多间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另外，李业广还是许多富豪的不支干薪的高参。李业广不是那种见钱眼开、有酬(金)必应之士，一般的大亨还请不到他。长江上市，李业广便是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江扩张之后，李业广是长江全系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就此一点，足见两李的关系非同寻常。   
    李嘉诚是个彻底的务实派，他绝不会拉虎皮做大旗，虚张声势。李嘉诚在商界的名气较李业广大。在香港商界，拉名人任董事是人们常用之术，李嘉诚并非这样，他敬重的是李业广的博识韬略。长实不少扩张计划，是两李“合谋”的杰作。   
    李业广甘处幕后，保持低调。1991年，李业广一飞冲天—出任香港证券联合交易所董事局主席。在他之前，任联所主席的有：金银会创始人胡汉辉，股坛教父李福兆，恒生银行卸任主席利国伟等，个个都是香港商界风云人物。   
    香港报章，在介绍联交所新任主席李业广资格履历时，称他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长实集团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长江在李业广及公众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杜辉廉(PhilipTose)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惟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便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杜辉廉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他是长江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经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   
    杜辉廉多次谢绝李嘉诚邀其任董事的好意，是众“客卿”中惟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令重情的李嘉诚总觉得欠他一份厚情。   
    1988年，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杜梁二人占35%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如长实系的和黄、中资的中信、越秀、地产建筑老行尊鹰君与瑞安、旅业大亨美丽华、胡应湘的合和等。这些商界巨头，不入局，不参政，旨在助其实力，壮其声威。   
    有18路商界巨头为后盾，百富勤发展神速，先后收购了广生与泰盛，百富勤也分拆出另一间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其中两间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6.68亿港元。   
    在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好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安全”线。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盈利，以报杜辉廉效力之恩。不过，李嘉诚持有的5.1%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大笔红利。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备受宠爱的热门股。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多是由百富勤为财务顾问。身兼两间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   
    《明报》记者在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李嘉诚所指的，是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委托与《明报》有关联的广告公司做广告代理商。广告公司的人跑去看地盘，房子已建好，漂亮得很，典型的欧洲风格。美中不足的是，路还没修好，下雨天尽是泥泞。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招贤纳士知人善任辅大业（5）

    李嘉诚大概近日没去看过，就打算发售。广告商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高。   
    “对对对!”李嘉诚不迭声地回答，脸呈感激之情：“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了，本该想到结果还是忽略了，就照你们的办。”   
    李嘉诚马上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不错。之后是大坑龙华花园，他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植上美丽的花木。   
    广采博纳，融会众人的“绝桥”（绝招），这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致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间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香江才女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事。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长江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间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日本的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的宣誓。李嘉诚从不勉求员工作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总是通过一些小事，让员工觉得值得效力终身。李嘉诚自豪地说：   
    “本公司不是没有跳槽，公司行政人员流失率极低，可说是微乎其微。”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做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要员家，骂个狗血淋头也有之。”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他冷静后，便会找受批评者赔礼，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照顾。得到他重作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   
    “任人惟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   
    “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会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锐意进取再购青泥控港灯（1）

    1979年，李嘉诚入主英资青洲英泥董事局；1985年，他又斥资29亿港元，从老对手置地手中购得港灯集团；1987年，港灯分拆另组嘉宏。马世民任和黄行政总裁，并兼任港灯、嘉宏两主席。洋大班深孚众望，和黄系业绩惊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本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树为靶子。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入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全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   
    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西蒙·默里(Simon Murray)1940年生于英国累斯特(Leicester)，马世民是他来香港后取的中文名。   
    马世民未读大学，他说他的大学就是人生。他有不凡的经历，19岁跑去参加法国雇佣兵团，派驻阿尔及利亚作战。他后来把他的经历写成一部名为《Legionaire》的小说，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66年，马世民来到英殖民地香港，进入最负盛名的怡和洋行工作。他形容自己就像个推销员，墙纸、果仁、钢材、机器、电器等，什么都卖过。其中的3年，他被派驻怡和在泰国的分支机构，负责怡和地产的建筑合约，他借用一种华人独钟的药品——称自己是万金油。   
    也正是他在多种领域经受过锻炼，李嘉诚在物色综合性集团和黄行政总裁时，把马世民列为首选。   
    马世民在怡和服务了14年，深得怡和重视，他是多间公司的执行董事，如怡和工程、金门建筑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还被派往伦敦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修经济管理专业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马世民代表怡和贸易来长实推销冷气机，希望长实在未来的大厦建筑中，采用怡和经销的冷气系统。他竭力要见李嘉诚，李嘉诚并不过问这一类“小事”，还是同意会见这位倔强的“鬼佬”经理。   
    这次会面，彼此都留下深刻印象。马世民自我评价说：“目前来说，我的能力和经验还有待于边干边学，但香港是这样，只要你拿出真本事来做生意，你就会学得很快。”   
    马世民还说：“我属龙，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龙的儿子。”李嘉诚也属龙，不过，比马世民整整大12岁。李嘉诚与马世民就好些话题交换了意见，对这位“龙老弟”颇有好感。   
    1980年,40岁的马世民决定告别打工生涯,自立门户创立Davenham工程顾问公司，承接新加坡地铁工程。   
    1982年后，李嘉诚与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在“立足香港”问题上分歧加深。李察信去意已定，李嘉诚积极物色接任人选，竭力拉马世民加盟。   
    1984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马世民的Davenham公司，委任他任和黄第二把手——董事行政总裁。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锐意进取再购青泥控港灯（2）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于1889年1月24日注册成立，于1890年12月1日向港岛供电。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另一间是为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控制的中华电力集团，供电范围是九龙新界。二战之前，港灯座大；二战后，九龙新界人口激增，工厂林立，中电后来者居上，赚得盘满钵满，还筹划向广东供电。   
    港灯是香港十大英资上市公司之一，九十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出台“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用电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港灯是一块大肥肉，惹人垂涎。据1981～1982年市场传，怡和、长江、佳宁等集团都有觊觎之意。   
    这一时期，在海外投资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卷土重来——在港大肆扩张，大掷银弹购入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公用股份，并以破本港开埠以来最高地价的47.5亿港元，投得中环地王，用以开发“交易广场”的浩大工程。   
    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是李嘉诚一贯的扩张战术。李嘉诚按兵不动，静观形势。   
    1982年4月，置地公司拟收购港灯的消息，已在市面悄然传开。原以为长实、佳宁会参与竞购，港灯、置地、长实、佳宁4只股票都被炒高。4月26日周一开市，代表置地做经纪的怡富公司，以比上周收市的5.13元高出1元多的价格（6.3～6.35元一股的时价），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并到市场以9.40元的价位买入1200万股港灯认股证，占认股证总发行量的20%。   
    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顺利完成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子虚乌有。佳宁正面临危机，长实只是放其一马。   
    置地在本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其现金资源，还向银团大笔贷款，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港灯易手时移势转》一文指出：   
    “本来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争气’，资本雄厚，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不愁没钱赚，可惜戴卓尔(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摔一摔，摔掉了港人的信心。”   
    香港出现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港币套取外币。   
    雪上加霜，欧美日本经济衰退，香港工商界蒙上一层凄云寒雾。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地产大鳖置地如罩进铁网之中，楼宇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团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   
    1983年地产全面崩溃，置地坠入空前危机。1983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   
    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拖下泥淖，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向纽璧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默然下台——1983年9月29日晚，纽璧坚在董事局宣布辞去两间公司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离开他服务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我只是一名打工者。”身任香港最显赫、最具权势的洋行大班的纽璧坚用无比伤感的口气说。   
    纽璧坚对在港的英国路透社记者说：“整个形势都变了，英国准备抛弃香港，华商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愈来愈强大。这就像当年美国扶植日本，突然一天发现，原来抱在怀里的婴儿是一只老虎。人们总是揪住九龙仓不放，而不睁眼看看对手是婴儿还是老虎。如果一个人的胳膊被老虎咬住，不管这只手是在颤抖，还是在挣扎，都会被咬断或咬伤。聪明的人，是不必再计较已经失掉的手，而是考虑如何保全另一只手。”   
    “我热爱香港，我永远热爱香港。”纽璧坚站在怡和广场大厦顶楼，面对维多利亚港，深有感情地喃喃说道。   
    传媒对纽璧坚的话进行揣测，认为他对凯瑟克家族心怀不满。九龙仓和置地被称为怡和的双翼，在纽璧坚主政时失去一翼。现在另一翼，能否保全呢？现在西门·凯瑟克接任怡和置地大班，他是否又比纽璧坚高明？   
    纽璧坚无疑是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纽璧坚在离港之前，反复强调他“热爱香港”。有人估计，纽璧坚说的是实话，怡和系大举进军海外，是凯瑟克家族一贯的主张，作为薪金主政者的纽璧坚，只是秉其旨意执行罢了。怡和集团在港实力锐减，是海外投资不顺的结果。   
    纽璧坚下台，舆论的焦点渐聚在西门·凯瑟克身上。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锐意进取再购青泥控港灯（3）

    西门·凯瑟克尚未正式上台，港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以“对怡和新大班来说，战役才开始”为标题，报道怡和高层变动及未来。   
    作为怡和最大的潜在对手李嘉诚，十分关注怡和的变动。那时，马世民尚未正式加盟长实系和黄，但两人接触频繁，常坐在一起谈论马世民服务过14年的怡和。马世民指出：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置地陷入困境之时，马世民积极主张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在这点上，两人英雄所见略同。但李嘉诚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他手中失去九仓，又失去港灯。虽然他知道出售港灯，大概是早晚的事。早售早摔包袱，除此，不再有两全之计。   
    西门·凯瑟克接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又接下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   
    西门1942年出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他与曾任怡和大班的叔父约翰一样，少年时进入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毕业后进入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西门不愿念书，他只读了一年就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全球学子都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的玩世不恭，惹得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他“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哥哥亨利·林德利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3年怡和大班。西门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他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西门如愿以偿坐上大班尊位，成为凯瑟克家族出任怡和大班的第五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一港最大洋行？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   
    对凯瑟克家族史作过深入研究的黄文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门·凯瑟克在过去多年不足以证明他因此而能够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职位。不过，事实证明，他虽是贵族出身，却不是外行商家，有能力发展怡和公司的多元化业务。”   
    李嘉诚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及凯瑟克家族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现在他不再做出任何表示，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委以他和黄董事行政总裁的重任，和黄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1984年，西门·凯瑟克出台“自救及偿还贷款”一揽子计划，即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断其一指——出售港灯减债。   
    首选的买家，自然是李嘉诚。财大气粗的李嘉诚出得起理想的价钱，他曾向前任大班纽璧坚表示过觊觎之意。西门当时也在场，他很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令西门不解的是，这一年来，李嘉诚不再有任何表示。难道他真不想要港灯？港灯可是拥有的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在港岛与其竞争，盈利确保稳定。   
    李嘉诚欲擒故纵，使西门如坠五里雾中。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主动向李嘉诚抛去绣球。第95期《信报月刊》描绘道：   
    “1985年1月21日(星期一)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计转让港灯股权问题，大约16小时之后，和黄决定斥资29亿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这期间，李嘉诚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具体与置地商议收购事宜。消息传出，全港又一次轰动。   
    “我们不像买古董，没有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对新闻界说。   
    “假如我不是很久以前存着这个意念和没有透彻研究港灯整间公司，试问又怎能在两次会议内达成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呢?”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抢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筹。   
    未过35%的线，故不必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不会出现反收购。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锐意进取再购青泥控港灯（4）

    收购过程中，有关股票未做全日停牌。只是午时左右，买家和记黄埔、卖家置地公司和“货色”港灯公司主动要求四家交易所停牌。   
    4家停牌时间不一，造成部分炒手利用时间差炒这3只股票。大部分投资者作壁上观，3只股票均未像以往的收购战一样被抢高——都知李嘉诚“买货”，不会出现竞购与反收购的好戏。   
    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按协议须2月23日前交清。和黄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23日间，利息达1200万港元，和黄只收了400万，另800万送回置地。   
    这等于和黄蚀本800万港元，李嘉诚觉得这笔交易“抵数”。他看好的不仅是港灯的常年盈利，还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斥巨资收购港灯，对恢复港人对香港的信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马世民谈起港灯的收购，仍对李嘉诚称道不已。   
    “一共花了16个小时，而其中8个小时是花在研究建议方面。”   
    “李嘉诚综合了中式和欧美经商方面的优点一如欧美商人，李嘉诚全面分析了收购目标。然后握一握手就落实了交易，这是东方式的经商方式，干脆利落。”   
    同年3月(1985年)，包玉刚收购了大型英资洋行会德丰。   
    此时，四大英资洋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会德丰先后落入华资手中。怡和仍是最大英资洋行，但昔日风光不再——九龙仓和港灯分别给华资两大巨头控得。   
    四大战役，彻底扭转英资在港的优势，是香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李嘉诚、包玉刚名声大振，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世界华文传媒，尤其是中国传媒，称李氏包氏是“民族英雄”，“大涨中国人志气，大灭英国人威风”，“被英殖民者统治百年之久的香港华人，从此扬眉吐气”，李超人、包大人，不愧是龙的传人，世界华商的骄傲”，“大大振奋和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自尊”……   
    某位资深经济评论家说：“不必把商业行为太往政治上扯，别忘了他们(包玉刚、李嘉诚)是商人，当然是出色的商人。”   
    还是看看包玉刚、李嘉诚如何评价自己的行为。   
    早在1981年5月12日，包玉刚在香港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   
    “我想你们其中必然会有人对我参与某些本港地产公司活动(注：指收购九龙仓)感到兴趣。让我告诉你，我参与地产活动，并非因为我想与传统的英资洋行作对，而是像香港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控制权从一个环节转到另一个环节，或者从一个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只是表示某些由于商业上成功带来的资金需要另寻出路。”   
    李嘉诚未正面评价“舆论有关他收购英资洋行的报道”。他只是在很多场合说：“收购不像买古董，非买不可。”有人认为，买与不买，李嘉诚都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的，他并不把对方当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嘉诚还说：“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西门·凯瑟克在港灯售购协议上签字后，舒一口气道：“从此置地不再处于被动了!”几天后置地便宣布投资7.5亿元，兴建行将胎死腹中的交易广场第三期工程。其后，李嘉诚把29亿元的巨额现金支票交给西门，西门高高兴兴将港灯交给长实系和黄。   
    那位评论家说：“李嘉诚真正发迹，是从收购和黄开始，李氏的发迹史无疑是一部吞并史。他并非像某些传闻说的‘为民族而战’，他是‘为自己而战，为缔造他的商业王国而战’。在两次浩大的收购中，李嘉诚头脑异常冷静，从未情绪化——这就是出色商人的头脑。   
    “如果说，李嘉诚收购英资是‘民族气概’之体现，那么，这之前和这之后，他都收购过华资，这不意味他是‘民族的叛逆’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不想对此再作评议。李嘉诚、包玉刚收购英资企业的业绩，世界传媒对他们的述评汗牛充栋。这正表明，收购本身的空前反响及非凡意义。   
    李嘉诚控得港灯，委派港灯控股母公司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出任港灯董事局主席。   
    1987年3月2日，和黄将港灯非电力业务分拆上市——嘉宏国际集团公司。嘉宏从和黄手中购入港灯的23.5%股权，成为港灯集团的控股母公司。马世民出任嘉宏董事局主席。   
    重整后的长实系股权结构是：李嘉诚控有长江实业33.4%股权，长江实业控有36.55%的和记黄埔和42.9%的青洲英泥，和记黄埔控有53.8%的嘉宏国际，嘉宏国际控有23.5%的港灯集团。   
    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高峰期有百余间之多。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锐意进取再购青泥控港灯（5）

    马世民负责和黄系的电讯、能源、货柜(集装箱)码头、零售及港灯与嘉宏的业务。现分述如下：   
    电讯：1986年年底，和黄设立一间全资附属公司——和记通讯有限公司，统辖原有的和记电话、和记专线电视、和记传讯、和记资讯传通4家公司。和记电话公司主要从事流动无线电话，客户拥有率占全港的55%；和记传讯公司原已收购了24家传呼公司，是本港最大的传呼机构，市场占有率占5成；和记专线电视合作拥有亚洲卫星一号的权益，并开办了亚洲卫星电视台；和记资讯传通主要开发电脑联网资讯服务，业务在起步阶段，但前景广阔。   
    货柜码头:葵涌码头是世界吞吐量最大的货柜码头，到1985年，和黄属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处理的货柜量占葵涌的45%以上。之后，和黄先后投资近百亿港元，到1990年年底公司拥有10个泊位，89公顷码头设施(占总设施的63%)，货柜吞吐量占市场的70%。和黄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是同业的垄断性企业。另外，公司还拥有楼面600万平方英尺的亚洲最大的货物分发中心。货柜码头业务是和黄的主要盈利来源，1986年盈利4.5亿港元，20世纪90年代盈利已逾10亿港元。   
    零售：零售业务是老和记洋行的传统业务。和黄拥有两大零售系统——百佳超级商场和屈臣氏连锁店，另还有屈臣氏制造业和多种消费机构。百佳与怡和系的惠康是本港最大的两家超市集团。到1990年4月止，百佳超级市场已达135间，另有10余间在海外。屈臣氏属下的连锁店有220多间。20世纪90年代初和黄零售业营业额达50亿港元的水平。   
    港灯：1984年，为怡和置地所控的港灯集团，拥有香港电灯公司和丰泽、嘉云等9家全资属公司及国际城市等5家联营公司，业务包括电力、地产、工程、工业、贸易、零售、保险等多方面。该年税后盈利8.22亿港元。1985年，长实系和黄收购港灯后，年盈利12.8亿港元，增幅56%，为港灯集团有史以来首次突破年盈10亿元大关。1986年又突破15亿港元。   
    嘉宏：1987年，港灯非电力业务单独分拆上市，始有嘉宏国际。嘉宏除控有23.5%的港灯股权外，全资拥有希尔顿酒店，控有50%联信公司股权。1987财政年度(注：财政年度通常不以12月31日为截止期)，嘉宏盈利6.8亿港元；1988年度增至9.5亿港元；1989年盈利突破10亿港元大关(10.01亿港元)。   
    能源：主要是投资海外石油业，为长实系海外投资的重点。本书将在后面相关章节详及。   
    1986年1月，和黄集团市值从收购时1979年的62亿港元，上升到141.5亿港元。同期，控股母公司长江实业的市值为77亿港元，和黄近两倍于长实，成为长实系的主舰。1979年，李嘉诚从汇丰手中以7.1港元一股购入22%和黄股权，共付出6亿多港元。1989年和黄纯利30.5亿港元，共获利60.8亿港元，相当于购价的10倍。   
    和黄取得如此惊人实绩，首先是李嘉诚正确抉择；其次是马世民管理有方。马世民名声大噪，成为本港洋大班中风头最劲人物。   
    1990年，香港《资本》杂志第二期，列出1979～1989年香港十大盈利最高的上市公司。   
    它们的排行序与10年盈利总和是：   
     1. 汇丰银行    292.72亿港元   
     2. 太古洋行    154.81亿港元   
     3. 和记黄埔    139.22亿港元   
     4. 中华电力    132.49亿港元   
     5. 香港电讯    130.57亿港元   
     6. 国泰航空    121.46亿港元     
     7. 长江实业    112.40亿港元   
     8. 港灯集团    107.69亿港元   
     9. 恒生银行    99.92亿港元   
    10. 新鸿基地产  89.50亿港元   
    这其中，传统英资上市公司有汇丰、太古、和黄、中电、香港电讯、国泰、港灯7家；传统华资有长实、恒生、新鸿基3家。经一系列收购后的归属为：英资有汇丰、太古、中电、香港电讯、国泰、恒生6家；华资有和黄、长实、港灯、新鸿基4家——长实全系就控有其中的前3家。   
    这10年间，长实系的3家上市公司，平均年盈利均达10亿港元以上。嘉宏国际1981年才分拆上市，故未列入。依据此表，长实系在本港业界的盈利水平如何，已是毋须赘言。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地产大王迂回包抄赛置地（1）

    1979年，长实拥有地盘物业首次超过置地。李嘉诚仍不满足，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推出四大屋村，规模之大，盈利之丰，令人叹为观止。1986年，《信报》首次刊出香港十大财阀榜，长实名列榜首，彻底实现赶超置地的宏愿。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时，李嘉诚提出赶超置地的远大目标。当时不少人持怀疑态度，单以地盘物业比，拥有35万平方英尺的长实，如何比得上拥有千余万平方英尺的地王置地?   
    1979年，长实拥有的地盘物业，急速增加到1450万平方英尺。而同期香港民间第一大地主置地，拥有的地盘物业面积才1300万平方英尺。长实职员欢欣鼓舞，不到10年时间就实现了赶超置地的目标!   
    李嘉诚由衷欣慰，但他清楚地意识到离置地仍有较大差距。置地是中区地产大王，地盘物业皆在寸土尺金的黄金地段。而长实在黄金地段的物业寥寥无几，大部分在寸土寸金或尺土寸金的地段。两者物值相去甚远。   
    李嘉诚并不急于在中区发展，他更看好港岛中区和九龙尖沙咀以外区域的发展前景。   
    1978年，港府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采取半官方的房委会与私营房地产商建房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建成的房分公共住宅楼宇与商业住宅楼宇两种，前者为公建，后者为私建；公房廉价出租或售予低收入者，私房的对象以中高消费家庭为主。   
    李嘉诚的大型屋村计划，就是为这类大众消费家庭推出的。   
    在港岛北岸的中区、东区、西区，每年都有高层住宅楼宇拔地而起，那是祖传地盘物业的业主和地产商收购旧楼拆卸重建的，地盘七零八落，很难形成屋村的规模。   
    屋村只有到港岛南岸、东西两角、九龙新界去发展，形成十多个卫星市镇。大型屋村的优点，就是综合功能强、集居住、购物、餐饮、消遣、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为一体，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规划。一个大型屋村，往往由政府与多个地产商共同开发，屋村之外，还有相配套的工业大厦及社区服务物业。   
    李嘉诚以开发大型屋村而蜚声港九，20世纪80年代，长江先后完成或进行开发的大型屋村有：黄埔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李嘉诚由此赢得“屋村大王”的称号。   
    兴建大屋村不难，难就难在获得整幅的大面积地皮。李嘉诚有足够的耐心，他不会坐等机会，他在筹划未来的兴业大计之时，仍保持长实的良好发展势头。   
    1979年3月,李嘉诚与会德丰洋行大班约翰·马登,合作发展会德丰大厦。   
    4月，与“地主”广生行联手发展告士打道、杜老志道、谢斐道的三面单边物业，建成一座30万平方英尺的商业大厦。   
    6月，与约翰·马登再次合作组建美地有限公司，集资购入港岛、九龙、新界楼宇物业近20座。   
    7月，与中资侨光置业公司合组宜宾地产有限公司，以3.8亿港元投得沙田广九铁路维修站上盖平台发展权，平台面积29万平方英尺，计划兴建30层高的高级住宅大厦和商业大厦。   
    同年，长实与美资凯沙、中资侨光，三方合作投资香港(中国)水泥厂(长实、凯沙各40%股权，侨光占20%)。投资额(其中李嘉诚私人投资10亿港元)创香港开埠以来重工业投资最高记录。该厂地皮面积180万平方英尺，位于新界屯门市，计划年产高标号水泥140万公吨。该厂于1982年年底建成投产。   
    1980年，长实联营公司加拿大怡东财务与九龙仓、置地、中艺(香港)、怡南实业、新鸿基证券合组联营公司，以13.1亿港元价格，投得尖沙咀西一幅7.1万平方英尺的综合商业大厦，建成的单位，全做出售。   
    8月，李嘉诚与联邦地产的张玉良家族联手合作，斥资10亿港元购入国际大厦和联邦大厦，5个月后，以22.3亿港元出售，利润达百分之一百以上。有人问：长实兴建和购得的楼宇，现在为何大部分做出售用途，而少做出租用途?   
    李嘉诚说：“这并不违背我们增加经常性收入的原则，因为要决定将楼宇出售或收租，须看时势及环境而定，而现今楼宇价急升，售楼所能获得的利润远比租屋为多，在为股东争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是将建成楼宇出售为合算。”   
    1980年11月，长实与港灯集团合组上市国际城市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港灯位于港岛的电厂零散旧址地盘。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李嘉诚在地产业的成绩不俗，令人刮目。几年之后，李嘉诚相继推出大型屋村计划，更是轰动一时，全港瞩目。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地产大王迂回包抄赛置地（1）

    1981年元月，李嘉诚正式入主和记黄埔任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收购和黄动机之一，便是它的土地资源。先前，和黄洋行大班祈德尊，已开始在腾出的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皮上发展地产，兴建黄埔新村。祈德尊不谙地产之道，竟未能在这块风水宝地上栽活摇钱树。祈德尊下台，韦理主政，仍未如愿把财政黑洞填满，售房不拣时机，便宜了炒家，坑苦了股东。   
    幸得这幅大型地皮未做满，给李嘉诚有施展的舞台。李嘉诚酝酿大型屋村已有数年，他仍耐心等待。1984年9月2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前景骤然明朗。恒生指数回升，地产开始转旺。   
    年底，和黄宣布投资40亿港元，在黄埔船坞旧址的地盘，兴建包括商业中心的大型住宅区黄埔花园屋村，据传媒披露，李嘉诚1981年就计划推出这一宏伟计划时值地产高潮，按当时地价计，和黄需补地价28亿港元，故而李嘉诚有意把与港府的谈判拖延至1983年的地产低潮，结果李嘉诚以3.9亿港元获得商业住宅开发权(按港府条例，工业用地改为住宅和商业办公楼用地，须补地价)。一笔极廉的补地价费用，大大降低发展成本，屋村的每平方英尺成本不及百元。   
    屋村计划尚未出台，李嘉诚已狠“赚”了一笔，就此一点，已比祈德尊、韦理高出几筹。   
    整个黄埔花园，占地19公顷，拟建94幢住宅楼宇，楼面积约760万平方英尺，共11224个住宅单位，附有2900个停车位及170万平方英尺商厦。整个计划分12期，首期1985年推出，1990年全部完成，被称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屋村工程，超过政府建的大型屋村，在世界亦属罕见。   
    行家估计，整个计划可获利60亿港元。如此高的回报，喜煞和黄股东，也羡煞地产同业。   
    丽港城、海怡半岛两大屋村的意愿，萌动于1978年李嘉诚着手收购和黄之时。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耐心等待，精心筹划，方于1988年推出计划。   
    1985年，李嘉诚透过和黄，收购了置地所控的港灯。计划利用港灯位于港岛南岸的鸭月利洲发电厂现址开展地产，与电厂相连的有蚬壳石油公司油库，蚬壳另有一座油库在新界观墉茶果岭。李嘉诚开始了一连串复杂的迁址换地计划。   
    1986年年底，和黄与太古各占一半股权的联合船坞公司与蚬壳公司达成协议：将青衣岛的一幅庞大油库地皮，与蚬壳在茶果岭和鸭月利洲的两个油库地皮交换。同时港灯的鸭月利洲电厂迁往南丫岛。这样，李嘉诚就腾出两幅整块的可供发展大型屋村的地皮。   
    1988年1月，全系长实、和黄、港灯、嘉宏4公司，向联合船坞公司购入茶果岭、鸭月利洲油库，即宣布兴建两座大型屋村，并以8亿港元收购太古在该项计划中所占的权益。这样，两大屋村地皮归长江系全资拥有。   
    两大屋村预算耗资110亿港元，又一次轰动港九。《信报》称：“惟超人才有如此超人大手笔。”   
    茶果岭屋村定名为丽港城，占地8.7公顷，为高级住宅区，有专为住户设立的私人俱乐部。屋村计有38幢25～28层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40～920平方英尺，共8072个单位，总楼面达620万平方英尺，附设16.1万平方英尺商厦。总投资45亿港元。   
    鸭月利洲屋村定名海怡半岛，占地15公顷，兴建38幢28～40层住宅楼宇，单位面积600～1100平方英尺，共10450个单位，总楼面达787万平方英尺——超过黄埔花园。附设31.2万平方英尺商厦、网球场、俱乐部、游泳池等。总投资65亿港元。   
    长实估计，以1988年同类楼宇的时价每平方英尺1000元计，两大屋村可获纯利50亿港元。   
    1990年5月丽港城首期发售，每平方英尺售价1700元，用户及炒家争相抢购，异常激烈。到1993年，每平方英尺售价，丽港城已达4300元，海怡半岛为3300～3500元之间，均大大超出预计售价。若加上建筑成本及售房成本上涨等因素，两大屋村全部竣工盈利，远远突破百亿。   
    人们在称道“超人”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之时，无不惊叹他锲而不舍的忍耐力。   
    嘉湖山, 庄原名是天水围屋村。天水围在新界元朗以北，与深圳西区隔一道窄窄的深圳海湾。嘉湖山庄计划的推出，也历经10年。   
    1978年，长实与会德丰洋行联合购得天水围的土地。1979年下半年，中资华润集团等购得其大部分股权，共组巍城公司开发天水围。公司股权分配是：华润占51%，胡忠家族大宝地产占25%，长实占12.5%，会德丰占5%，其他占6.5%。华润雄心勃勃，计划在15年内建成一座可容50万人口的新城市。   
    李嘉诚忙于收购和黄，未参与天水围的策划。整个开发计划，由华润主持。华润是一间国家外贸部驻港贸易集团公司，缺乏地产发展经验，亦不谙香港游戏规则。结果1982年7月，港府宣布动用22.58亿港元，收回天水围488公顷土地，将其中40公顷作价8亿港元批给巍城公司，规定在12年内，在这40公顷土地上完成价值14.58亿港元以上的建筑，并负责清理318公顷土地交付港府作土地储备。如达不到要求，则土地及8亿港元充公。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地产大王迂回包抄赛置地（2）

    另外，港府于1983年年底宣布：计划投资40亿港元用于市政工程，其中整理地盘工程16.2亿港元，基本建设9.6亿港元。这两项共25.8亿港元的工程批给巍城承包，并保证15%的利润。   
    华润兴建50万人口的城市的庞大计划胎死腹中，似乎有些心灰。其他股东亦想退出。   
    李嘉诚看好天水围前景，他不慌不忙，逐年从其他股东手中接下他们亟待抛出的“垃圾”股票。到1988年，李嘉诚控得除华润外的49%股权，成为与华润并列的仅有两家股东(有人估计李嘉诚与华润事先达成默契，故丧失信心的华润未抛股)。1988年12月，长实与华润签订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长实保证在天水围发展中，华润可获纯利7.52亿港元，并即付3/4～5.64亿予华润。   
    如将来楼宇售价超过协议范围，其超额盈利由长实与华润共享，华润占51%。   
    今后天水围发展计划及销售工作均由长实负责，费用由长实支付，在收入中扣回。   
    离政府规定的12年限期已过一半。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风险由长实承担，华润坐收渔利。当然风险大，盈利也大，若如期完成，长实按协议范围的售价，约可获利43亿港元。但据行内人士估计，长实可获利70亿港元。   
    这么浩大的工程，在不到7年时间完成，大概惟有长实具备足够的经验及实力，也大概惟有长实能赚钱。   
    天水围大型屋村定名为嘉湖山庄。拟建58幢27～40层住宅及商业楼宇，总楼面1136万平方英尺，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私人屋村。共有单位16728个，可容6.5万人口，总投资63亿港元，预定分七期于1995年中完成。   
    第一期发售的7幢，税后利润10.86亿港元，其中长实得6.23亿，华润得4.63亿。另外7幢，华润可赢得协议范围中的7.52亿港元利润。以后6期，华润等于“额外”所得，而长实的利润，更是不可斗量。   
    除了上述四大屋村，80年代推出的较小型的屋村有红勘鹤园、汇景花园。   
    1979年，李嘉诚收购英资青洲英泥，就看好该公司在红勘海旁的80万平方英尺土地。当时传媒捅破李嘉诚“醉翁之意”，“首先，被收购之公司可提供合理的经常性利润;第二，被收购公司的大量平价土地可供日后发展；第三，若重估或出售该平价土地可获庞大利润。”   
    1983年4月8日，长实与青洲英泥发表联合声明：长实发行2458万新股(相当2.27亿港元)予青洲英泥，李嘉诚在14个月内以私人名义购入新股，以获得鹤园地皮及红勘的有关物业。   
    李嘉诚在这幅地皮推出高级住宅区——红勘鹤园。红勘是九龙新发展的繁华区域，楼价至20世纪90年代高攀到港元每平方英尺4000～6000港元，李嘉诚赚得盘满钵满。   
    1988年4月，长实与中资中信(集团)公司联手合作，投得蓝田地铁上盖发展权。1989年12月底，长实出台在地铁上盖兴建汇景花园的计划。蓝田位于新界南临靠维多利亚港东入口处，是一处偏僻地。由于第三期地铁的兴建，沿线地价飚升，汇景花园，成了港人置业住家的好去处。   
    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香港传媒，常用“擎天一指”，形容在拍卖场上竞价的李嘉诚。   
    其实，“擎天一指”指的是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拍卖场上的李嘉诚，并未显示出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必胜气概。英商华商中，都曾出现过一掷千金，搏尽取胜的赌徒式的竞投者，进入竞价高潮，不由红了眼，不再权衡家底利弊，非得把对手压下去不可。   
    李嘉诚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古董孤品，存世的仅此一件。而做生意，不论购公司、购土地，不必“非飞翔不可”，不取此幅，以后还有他幅，目的都是发展地产赚钱。   
    拍卖场上的李嘉诚，不仅擅长斗智，还有足够的克制力。   
    1987年11月27日，香港官地拍卖场。在股灾大熊渐去，地产渐旺之时，多年未露面的李嘉诚，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皆摄入记者的镜头。   
    政府拍卖的一幅官地位于九龙湾，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   
    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00万、2亿1000万。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地产大王迂回包抄赛置地（3）

    “2亿1500万!”拍卖场的一角响起熟悉的声音，是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李胡两人有过多次合作，胡应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李嘉诚初涉地产，还曾请教过他，两人交谊甚密。李嘉诚回眸一笑，胡应湘亦报微笑。此时地价已竞抬到2亿6000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3亿5500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四座皆惊。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言商的商界朋友，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放一边。   
    一时，郑裕彤等地产大好友加入竞价。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坐到胡应湘副手何炳章旁边，与他低声耳语。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当叫价飚飞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也高出底价一倍，是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一阵短暂的沉默，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算盘。   
    “4亿9500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四座瞩目。无人竞价，一声槌响，尘埃落定，成为此幅官地的成交价。   
    李嘉诚当时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评论道：“依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这个价，可以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定在4亿，有人会定在4.5亿，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染指的土地，开发物业所得盈利，往往可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亿9500万，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很容易出现投手情绪化，冲动之下，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这次倒无这样)。如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道：“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智有谋，从长计议。李嘉诚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   
    1986年1月长江实业公司市值77.69亿港元，还远远低于置地公司的147.27亿港元。到1990年6月底，长实市值升到281.28亿港元，居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榜首；第二位是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市值为242.07亿港元；而一直在本港地产业坐大的置地公司以216.31亿港元，屈居第三位。另外，长江全系早在1986年中已超过怡和全系的市值。   
    置地的优势，是每单位面积的地皮楼宇价值昂贵。李嘉诚扬长避短，把发展重心放在土地资源较丰、地价较廉的地区，大规模兴建大型屋村，以量而最终取胜。   
    20世纪90年代初，长实系各公司拥有已完成物业面积1655万平方英尺，建设中的地盘物业达3733万平方英尺，可供未来发展的土地储备2200万平方英尺。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股市强人潮起潮落稳行舟（1）

    股海行舟，风险多多，缘何每次股灾李嘉诚都能安然度过？1986年中，内幕交易审裁处公开谴责李嘉诚等4名长实董事，李嘉诚深感愤怒与遗憾。香港各大报章刊登长实的辩白广告，最后又不了了之，究竟为的是何事?   
    作为系列上市公司首脑的李嘉诚，在股市的表现，与他在地产的表现一样令人折服。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的扩张史，无疑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以小搏大，层层控股。到1990年年初，李嘉诚以他私有的98亿余元资金，控制了市值900多亿元的长实系集团。1972年长实上市时，市值才1.57亿港元，18年后市值增长近180倍。以全系市值计，比1972年膨胀了586倍。   
    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攀。李嘉诚借这大好时机，将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每股溢价1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一倍多。这便是典型的“高出”。   
    1973年大股灾，恒生指数到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50点的水平。1975年3月，股市跌后初愈，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就在这个时期，在李嘉诚的安排下，长江实业发行2000万新股予李嘉诚，依据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每股作价3.4元。李嘉诚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既讨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赢得的实利远胜于当年牺牲的股息——是为“低进”。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他抓住卖家置地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一天前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为和黄股东节省了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净赚2.8亿港元低进高出，两头赢钱。   
    巍城公司开发天水围的浩大地皮，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退出之意。人弃我取，知难而上，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出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是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   
    李嘉诚是股海的弄潮人，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因素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李嘉诚时机掐得准，是他不时关注整个国际间时势的结果。   
    然而，有时股市的突发事件，并非外界因素所然，谁也无法预测，显示出股市极其险恶、变幻莫测的一面。   
    1987年华尔街大股灾，事发前并无明显兆头。灾后的一年，美国经济仍取得较满意的成绩。尽管学者们从美国政治经济深层挖原因，但却不是这些原因直接引发的。   
    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指连年攀升。到1987年，股市步入狂热。2月18日恒指破2800水平报2801点；8月3日恒指已升越3500水平；10月1日飚升到历史高峰的3950点。牛气冲天，正是售股集资的大好时机，李嘉诚预计股市将会崩溃，但不太可能发生在年前。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系四间公司——长实、和黄、嘉宏、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一次集资行动。对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长实系发行的新股，将由5家证券经纪公司包销，向公众发售。   
    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狂泻508点。造成香港股市值恒指暴跌420多点。如果在9时之前，包销商尚可引用“不可抗拒”条款退出包销供股计划。结果这个计划在10时开市前得以顺利通过。开市后造成包括香港在内的世界股市的连锁反应。   
    李嘉诚靠他的机灵，更靠他的运气，侥幸躲过这场股灾浩劫。长实系上市值下跌，但实际资产依旧。而包销商欲哭无泪——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股市强人潮起潮落稳行舟（2）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10月26日周一重新开市，香港股市崩溃，当日恒指暴挫1121点。五家包销商所拟定的供股价都较市价高出3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责任的一半(51.5亿港元)，其余价值50多亿新股由原有5家包销商、上百家分包销商承担。结果，长实系四公司的集资计划大功告成。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评价的“百亿救市”行动。李嘉诚在这次股灾中，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大盘崩溃，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3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本系股票的好时机。   
    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拟动用15亿～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他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的经济不要太多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尽管李嘉诚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仍有人认为“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纭，人言人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35%以上股权，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人士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李嘉诚无法全面收购，要求当局放宽限制。   
    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以“救市大局”出发。结果，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诱发点而必须履行的全面收购条例，但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购入股份时必须每日公布详情。   
    李嘉诚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放宽收购点又限期售出，这是“措施矛盾”，“难消危机”，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故表示对附带条件的失望。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他收购的股票必蚀本。   
    某报章说：“李嘉诚原想酿的美酒变成苦酒，现在不得不喝下去—李氏购买了数亿股票。”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事实大概不会是此君的揣测。不过，许多人都认为，李嘉诚必蚀老本不可——依以往本港与海外股市的经验，股灾之后，必有两至三年的低迷。   
    岂料这次特大股灾竟恢复如此之快，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冲(欧美股市亦然)。到1988年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限期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未蚀本，仍有小赚。对李嘉诚来说，小赚意指几千万港元。   
    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李嘉诚。   
    幸运成全不了股市常胜将军，李嘉诚之所以能成为股市强人，靠的还是他的良好素质。   
    因为，他在每一次股灾之中，都能够安然度过，而不至于翻船落水。   
    马世民在会见《财富》记者时说：“李嘉诚是一位最纯粹的投资家，是一位买进东西最终是要把它卖出去的投资家。”   
    马世民的话，揭示了李嘉诚在股市角色的优势——这种优势，或许很多人都明了。但由于急功近利心理的驱使，股市的许多人都不愿做这种角色，而宁可做投机家。   
    投资家与投机家的区别，投资家看好有潜质的股票，作为长线投资，既可趁高抛出，又可坐享常年红利，股息虽不会高，但持久稳定；投机家热衷短线投资，借暴涨暴跌之势，炒股牟暴利，自然会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一朝破产。香港股坛、赫赫有名的香大师香植球、多牌庄家詹培忠，都曾股海翻船，数载心血几乎化为乌有。   
    人算不如天算——再聪明的人，都有失算之时。故而李嘉诚大进大出，都是以“腌股”为后盾的，一遇良机，急速抛出。   
    马世民曾数次对记者谈到投资英国电报公司股票。1987年，李嘉诚采纳马世民的建议，在半小时内就下决心投资3.72亿美元，购买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的5%股份。这是一只值得长期保留的明星股。3年后，股价高升，李嘉诚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将股票抛出套现，净赚近1亿美元(合近7亿港元)。   
    除股票外，李嘉诚还投资债券。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高的利息，而不能分享公司的利润。李嘉诚购买债券的一大特色，是可以交换股票。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认定该公司业务有可靠的增长，便以债券交换股票。即使不成，就将债券保留至期满，连本息套回。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又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兑换债券计25亿港元。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C厂、广深珠高速公司、广州市环市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大型公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兑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股市强人潮起潮落稳行舟（3）

    一位经济评论家说：“若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投资一间公司，就要将其控得并做它的主席。从80年代末起，他已鲜有大规模的收购计划，较偏重于股票投资。他的集团委实太庞大了，他的精力智力都不够应付同时管理多间大型公司。他只有透过债券股票投资，利用富有进取心的商家为他赚钱生利，虽不如自己投资自己经营获利大，却比较省力。”   
    前面多章介绍过李嘉诚在股市的进取，下面将介绍他在股市的淡出—从1984年起，他进行过3次私有化。   
    私有化是一个专用名词，即改变原有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一间私有公司。按证券条例，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挂牌向公众发售，即使是一间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是“进取”，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淡出”也是收购，即大股东向小股东收购该公司股票，使其成为大股东的全资公司。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再具有以小搏大、以少控多的优势。李嘉诚所控的长实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3间巨型公司的规模，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私有化的公司，将恢复不受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优势——李嘉诚正是基于这两点，先后决定把国际城市、青洲英泥、嘉宏国际私有化。   
    上市骑牛，退市借熊—熊市淡以充市，股价低迷，自然大大有利向小股东收购的大股东。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掐准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要显出大度，更不容易。圈中人说：   
    “超人是人不是神，玩股老手李嘉诚，第一次私有化便走眼。”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草签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上扬。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发售价高出0.1元。小股东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如两年前，或两年后的股市熊市，便可抢到“低价”收购的好价钱。   
    对以上议论，据传李嘉诚曾解释道，我们不是没想过，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唔抵数”(不值得、不公平)。   
    李嘉诚第二次私有化，是收购青洲英泥。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长实控有其44.6%股权，以20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元溢价13%，共涉资金11.23亿港元。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9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全资控有后的青洲英泥自然成为该系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现在申请摘牌，就变成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了。   
    李嘉诚的第3次私有化，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那么风顺。   
    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于1987年将港灯集团非电力业务分拆另组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上市。上市时，和黄控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而上市。上市时，和黄控嘉宏53.8%股权，嘉宏控港灯23%股权，嘉宏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亿港元。到1992年6月底即将完成全面收购时，市值为155.09亿港元。   
    1991年2月4日，控股母公司和黄宣布将嘉宏私有化建议，以每股4.1元价格将嘉宏收归私有，共涉资金118亿港元，被舆论称为本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私有化计划。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和黄当时拥有嘉宏65.28%股权，实际动用资金41亿便可完成收购。   
    舆论议论纷纷，李嘉诚解释主要原因，是嘉宏盈利能力有限及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并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元的价收购，他会考虑出售。   
    证券界认为市场投入四十多亿资金，将会对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香港股市的萧条带来刺激，有助于股市的复苏。嘉宏资产估值在每股5～6元的水平，和黄开价4.1元折让一成多收购，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   
    李嘉诚解释嘉宏盈利前景有限，应该是事实。但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质询：嘉宏1990财政年度业绩在(1991年)3月8日公布时，盈利状况甚佳，13.16亿港元年盈利比上一年增幅达29%。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造成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有益于嘉宏的发展。   
    小股东纷纷质疑，并表示反对，嘉宏私有化建议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而胎死腹中。证券界认为：“流产的原因，是收购价偏低，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的差异。和黄出价太低，远不及1987年上市供股价4.3元的水平。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利益，而和黄的收购建议对小股东照顾不够，有失长实系的一贯作风。”   
    据传，一个英国基金趁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主席马世民表示不提高收购价，也是私有化失败的原因之一。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英黄条件“苛刻”外，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又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股市强人潮起潮落稳行舟（4）

    这对嘉宏来说，无疑是鼓舞及鞭策。李嘉诚还会将嘉宏私有化吗?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嘉宏何去何从，将一年后见分晓。   
    “大限”满后，1992年5月27日，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收购价5.5元/股，较停牌前收盘价高出32%，涉及资金58.38亿港元。李嘉诚当日表示，私有化目的在于简化机构等。对和黄是否供股集资来筹措收购资金，李嘉诚不作表态。   
    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这次私有化，和黄以5.5元的价格收购小股东36.6%股权，实际动用资金50.84亿港元。这次的收购价，比上一次出价的4.1元提高了36.62%，比资产净值每股6.4～6.5元的水平仍有折让。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的利益。   
    自此，长实系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总市值除银行外仍居全港财团首席。   
    纵览李嘉诚股市活动史，人们莫不惊叹他是个真正的股市强人、玩股高手——他从涉足股市，短短十多年间就把一间中小型地产公司，拓展为超级商业帝国，并享有清誉盛名。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内幕交易”事件，使他清白的声誉有所受损。《企业大王中的大王李嘉诚》一文的作者，涉及此事时说：   
    “名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更何况对一位超级大富豪?李嘉诚一直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不许有半点蒙尘，但1986年中香港内幕交易审裁处却裁定‘长江实业’四名董事包括李嘉诚在内，触犯了有关内幕买卖条例(注：所谓内幕交易或内幕买卖，是指与上市公司有联系的内幕人，利用从职务上获得非公开重要消息，进行证券交易以谋利，或泄露消息以谋利。对触犯条例者的制裁依性质轻重包括：勒令交出内幕交易所得利益并公开谴责，判罚所得利益3倍以上罚款；取消违法者在市场交易资格；禁止出任香港任何公司的董事职位)，并且公开谴责，相信是李嘉诚最感气愤和遗憾的。   
    “事缘于1984年1月23日，‘国际城市’出售城市花园予王光英〔注：北京(香港)光大集团主席〕，这消息公布时，其中交的一项细则‘退订条款’并没有一并透露，其后这宗交易告吹。而当年1月16日至3月1日期间，‘长实’一名董事周千和出售了五千五百多万股‘国城’股份，因而被裁定为‘内幕交易’。   
    “当时‘长实’高层对这裁决深为不满，在各大报章首次刊登全版广告辩白，表示对裁决深感遗憾，以及保留公司在这件事上的法律地位。但最后李嘉诚知难而退，事件不了了之。”   
    这一事件轰动一时，舆论称“这是多年来一帆风顺的超人李，最灰色的日子”。但李嘉诚很快从阴影中走出来，以他一贯的信誉，再次捭阖商界，赢得人心。   
    林士明先生在其著作涉及刘銮雄将“爱美高”私有化章节中，有一段精辟妙言：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我国的古训，旨在发人深省，引以为戒。但是人海茫茫，往事滔滔，又有几许人真正超脱得了。何况香港商场，蝇蝇征逐，就是一个利字。要让商人不为发财，不为利，岂不是个大笑话？私有化的动机，实质上就为的是财、是利。要不，又怎能驱使大股东梦寐难忘，食不甘味，不达目的，心头上那块利字大石头硬是下不了地呢?”   
    此话既是针对股坛枭雄刘銮雄，又可暗喻香港商场一切人士。那么，此话是否也适宜李嘉诚呢?   
    毋庸置疑，也无可否认李嘉诚有谋利之心，李嘉诚本人也这么认为。李嘉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为自己谋利，又最终照顾了小股东的利益，并使对方心服口服。也许是性格的缘故，刘銮雄在通美高私有化过程中，与小股东剑拔弩张，舆论称“刘为刀斧，众为鱼肉”，“可怜了众多的小股东，被刘氏刀斧，割得血流肉飞”。   
    李嘉诚总是能较圆满处理棘手之事，以握手言和，难能可贵。在香港商界，能做到李嘉诚这份儿上者，能有几人?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1）

    香港商界素有“撼山易，撼置地难”一说。1987年，以李超人为首的华资新财团，合力摇撼置地。因“八七”股灾，收购鸣金收兵。半年后烽火再起，华商众豪再战置地，凯瑟克急抛应急措施，大战一触即发，又突然偃旗息鼓。   
    “未有香港，先有怡和。”   
    怡和洋行1832年在广州成立，创始人是大鸦片商渣甸(又译查顿)与马地臣。香港开埠后的1841年，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是19世纪香港四大洋行之一。1855年，渣甸的侄女婿威廉·凯瑟克来华为怡和工作，渐爬上怡和大班之位。百余年来，凯瑟克家族共有5人任怡和大班，该家族控有怡和10%～1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怡和也由此被认为是凯瑟克家族的基业。   
    新中国成立后，怡和在华资产损失在1000万英镑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浩大的数目。怡和高层一直对共产党政权持戒心，奉行“获利在香港，发展在海外”的方针，海外分据点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20世纪70年代，怡和对香港信心渺茫，大力拓展海外业务，收购英国怡仁置业、夏威夷及菲律宾糖厂、中东TTI石油和南非雷民斯公司。战线太长，回报率低，资金枯竭又不得不出售。而华资财团趁势急剧扩张，怡和这只老狮子愈显沉沉暮气，渐不敌这批虎气生生的华南虎了。   
    怡和系包括怡和、置地、牛奶国际、文华东方等一批大型公司，拥有中区黄金地段大厦物业、国际一流酒店、百余间超级市场及精品零售连锁店等。全系论控股地位，怡和最显；若论资产，置地坐大。故而怡和系又称怡置系。   
    20世纪80年代初，置地将触须由海外缩回香港，参与白笔山豪华住宅区建设、美丽华酒店旧翼重建，收购香港电话及港灯集团近3成半股权。更令人瞩目的1982年，破纪录以四十七亿多港元巨资投得中区地王，兴建交易广场。置地债台高筑，负债达100亿的天文数字。   
    1982年秋，撒切尔夫人访华，香港爆发信心危机，地产市道凄云笼罩。偿债本不成问题的置地如今大成问题，银行紧逼，偿债无力。1983年，怡置大班纽璧坚颓然下台，西门·凯瑟克走马上任。不幸，凯瑟克亦无回天之力，置地不得不把所持港灯及电话公司的股份先后出售给长实系和黄和英国大东电报局。   
    此时，九龙仓、和记黄埔、会德丰、港灯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先后落入华人财团之手。两年前市场便盛传，华人财团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置地了。因为华人财团，几乎是清一色的地产建筑商，谁不垂涎置地在中区的豪楼名厦?   
    早在包玉刚收购怡和系的九龙仓，怡和高层对华资的觊觎已有防备。纽璧坚在财务顾问的协助下，重整全系控股结构，核心是怡和与置地互控，即怡和控股和怡和证券控制置地4成股权，置地反过来控制怡和控股的4成股权。证券分析家将此称为“连环船结构”。怡和置地互控，大大强化抵御外敌的能力。   
    不过，连环船结构也有颇大破绽。敌手若控得一船，就可与另一只连锁的船展开贴身肉搏战了。一损俱损，后果更可怕。   
    1984年间，怡和、置地双双进入维谷，累累债务使投资者信心大降，股价滑落。其中怡和最惨，市值才30亿左右；置地情况稍好，仍有100亿港元。柿子先拣软的捏，市场一改原有的传闻，说华资财团下一个目标是怡和，进而控得置地。   
    不时有股评家对怡置系的防御体系发表高见，有人称互控的股权结构，如两只大闸蟹，各用一只钳子把对方钳紧钳死，然后又各腾出一只钳子来抵御外敌。两者虽然同系，同一位大班，而两者股东利益并非一致，致使各伸出的一只钳子不能协调作战。   
    又有人说，并非纽璧坚设计的互控结构不好，而是怡和大势已去。若在十多年前，怡和这头雄师酣睡，亦无人敢扰其美梦，更何谈斗胆拽一根须毛下来。   
    西门·凯瑟克上台后不久，请英国拯救破产公司而闻名的戴伟思主理置地的业务。到1986年，他又从美国请来投资银行家包伟士，重组怡置系结构。   
    西门·凯瑟克已看到互控结构的破绽。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2）

    包伟士登场后，设计了怡置脱钩的计划。1986年10月，重组计划出台，置地宣布将全资附属公司牛奶国际分拆上市，尔后又宣布将另一间全资附属公司文华东方分拆上市。1987年2月，怡和控股宣布成立怡和策略(怡策)。据1988年6月号的《星岛经贸纵横》，改组后的怡和系控股结构为：   
    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怡控占有怡策19%股权，怡策控26%怡控。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分别控置地11%和15%股权；分别控牛奶国际9%和27%股权。怡和策略控35%文华东方。   
    凯瑟克家族控有怡和控股的股权，据传在10%～15%之间。   
    这样，凯瑟克家族的大本营怡和如铜墙铁壁；同时又击碎了觊觎者欲借收购怡和而达到控制置地的企图。凯瑟克家族的主要利益在怡和，故而包伟士的杰作表现出该家族的私念。   
    有人说“包氏结构”顾此失彼；也有人说是凯瑟克家族“保帅舍车”。凯瑟克家族削弱了对置地的控制，外敌入侵置地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大。因此，证界认为已将怡和迁册海外，行将大举走资的凯瑟克家族，有意将置地这块大肥肉悬在“垂涎欲滴”的华南虎面前，待价而沽，好卷资远走高飞。   
    李嘉诚一直对置地拥有的中区豪楼名厦情有独钟。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的系列收购，长实系实力大增。现在，置地被置于怡和核心结构的外围，壮志未酬的李超人，岂有不购之理?   
    市场言之凿凿，李超人与包大人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1987年股灾前几个月，各种收购的传闻，随股市冲天的牛气甚嚣尘上。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翘楚，均被传言欲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延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尚有股市狙击手刘銮雄兄弟，亦有意乘虚而入，狙击这个庞然大物。   
    传说刘銮雄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以16元/股的价格收购怡和控有的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则嫌刘氏心欲太贪，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置地毕竟是怡和的爱女，乃父总想为爱女找一个殷实厚道的婆家。   
    “心水”(头脑)甚精的刘氏顿时无辙，悻悻告退。又有诸多“大粒佬”接踵而至，一一拜访凯瑟克大人。凯瑟克愈加囤积居奇，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念头，又香饵高悬，惹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流传最广的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   
    李嘉诚的威名，凯瑟克早已如雷贯耳。他们还在港灯一役中交过手。超人出马，西门·凯瑟克不敢怠慢，更不敢掉以轻心。李嘉诚表示愿意以17元/股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其时十元多的市价溢价6元多。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同时，他也未把门彻底封死，做出一副很坦然很有诚意的样子：   
    “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讲数”(谈条件)，双方分歧仍颇大。华资财团告辞，商议对策，约定下次谈判。李嘉诚不想表现得太积极，他一如收购港灯一样，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此际，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攀上历史巅峰。   
    天有不测风云。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波及，一泻千里。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的26日重新开市，恒指再泻1120多点。股市残骸遍地，一片哀号。   
    本港商界，多惊恐万状，形如过河泥菩萨，自身难保，哪有余勇卷入收购大战?自救是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4成，凯瑟克寝食难安；李嘉诚的百亿集资计划甫出台，能否如愿，尚属未知数。   
    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熊市的一块亮色。证券界揣测，资金用途，将首先用作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来得猛，也去得快。年底，堕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地扯股市”，纯地产建筑股占全港总市值的31%，地旺股旺，股市淡友皆以大好友的面目活跃于市场。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3）

    农历大年甫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此起彼落，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二三月间，李嘉诚等华商翘楚，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   
    一直善于等待、捕捉时机的超人李，缘何不借大股灾中，怡置系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股灾中，置地股摔落到6.65元的最低点，就以双倍的价收购，也不过十三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的17元的开价。   
    原来根据收购及合并条例，收购方重提收购价，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元的(每笔交易的内容全部储存于联交所电脑)。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不得低于10元的水平——6个月后，则不受此限。   
    4月中旬，正是股灾发生后的6整月。这一时期，置地股从6.65元的最低点回升后，几乎胶在8元的水平线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对收购方有利。   
    4月初，李嘉诚以广生行董事的身份出席该公司股东年会，他首次向舆论披露长实持有置地股份，是做长期投资，并无意出任置地董事参与管理。   
    “天机泄露”，华南虎吞并老狮子的现代寓言充斥市场，愈发甚嚣尘上。4月底，以超人为首的华资新财团草拟函件致置地，要求在6月6日的置地股东年会上，增加一项委任新世界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为董事的议案。华资新财团已捏有王牌——合持股权已直逼置地的控股公司怡和。   
    市场沸沸扬扬，置地股价如同被阳光直射的温度计，猛地一跳，急窜到8.9元。这是股灾之后，置地股日升幅最大的一天。   
    凯瑟克岂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急谋对策，布置反收购。4月28日，怡和策略与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不啻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亦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怡策与文华东方股权的变化，虽与置地无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月底月初的几天间，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数次晤面，商讨对策。为防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在另一反收购举措未出笼前，向怡和摊牌。   
    这似乎在凯瑟克预料之中。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再伺机还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是短兵相接，双方仍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本财团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12元/股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   
    凯瑟克亦单刀直入，坦率且坚决地表明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半仙，如何就从17元跌到12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道：   
    “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元并非双方敲定的成交价，都表示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的商场规则。现在置地的市价才八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绵里藏针，话含揶揄之意。气氛氤氲着浓烈的火药味，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和谈不拢，那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以牙还牙，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的手中置地!”   
    包伟士半含半露，无疑又把杀手锏抛出来。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以下结局：   
    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间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合占置地发行总股份的8.2%，所涉资金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略过25%增至33%多，控股权已相当牢固。怡和“更胜一筹”的是协议中有个附带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间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果降下大幕。看好这场收购的证券界舆论界均大失所望。一些华文报刊在报道结局时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4）

    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为何不决一死战，较个高低胜负而就这么草草收兵了呢？市民甚感纳闷儿。   
    事后，传媒不断披露材料，使人们能窥其内幕之一斑。现综述如下：   
    包伟士抛出的杀手锏，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炮制。文华东方按4.15元/股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强怡策的控股权。   
    怡策认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小股东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约6元)，文华东方少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和下怀，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文华东方可保万无一失，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的绝对控股量。   
    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8.95元/股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为约223亿港元，以8.5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略多的绝对控股权，得耗资100亿以上。   
    事实上，怡和不会坐以待毙，在收购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抬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远远会超过这个数。华资四财团是否能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限期内筹措这么多现金，尚是个未知数。   
    怡和控股数近26%，已优势在先。   
    怡和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本港和海外企业，仍是本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系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资产在李嘉诚之上。   
    即使能控得置地，必付出极昂贵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非民族斗士(虽然客观上起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将其撇在一边决一死战，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不舍—况且，对方仍是一头老狮子，虽垂暮，余威尚在。   
    华资财团中，有一位引人注目的干将——中信的荣智健。这使得新财团带有中资背景。大陆读者，甚至中资机构的部分成员，都认为急剧膨胀的中资(一千多家)，将是要在1997年后取代英资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中国政府有关官员多次强调：未来的特区政府将对各种资本(自然包括英资中资)一视同仁，在港中资必须按香港的游戏法则参与公平竞争，而不是去抢香港人饭碗(包括不同国籍的香港居民);中国政府希望英资集团继续留在香港，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作用……   
    须知，香港的经济发展和腾飞，是华资、英资以及所有国籍的香港居民共同创造的。香港在20世纪初，还是个落后的转口商埠。   
    因此，荣智健的参与，新财团并不像某种舆论所说“向苟延残喘的英殖民经济势力发起总决战”。收购置地，还只是商业行为，进与退，都是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那么，新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成为交换“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   
    市场曾有种种揣测，种种揣测都不足以令人信服，故笔者不想再妄加揣测。   
    现在，7年内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大限”已过，未见有哪家财团发起收购攻势。1988年6月收购战落幕之后，证券界透露的怡和系股权结构显示如下：怡和控股与怡和策略互控，各控有对方45%和30%股权；怡和控股控50%怡富，以及其他各种业务；怡和策略控33%置地、35%牛奶国际、41%文华东方。   
    母公司控子公司股权均在30%以上，能攻能守，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可乘之机委实太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在香港的上市地位，股票不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怡和系虽仍在香港经营，却不再是本港企业。这为外强收购增加很大的难度。   
    10年之间，李嘉诚主持和参与(九龙仓)4次大规模收购，有成功，亦有失利。笔者试对李嘉诚的收购艺术作一些小结。   
    在前面章节，曾涉及包玉刚、刘銮雄的收购，他们与李嘉诚3人，代表本港股市三种典型的收购术。   
    如前文提到的，包氏收购，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更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有人说包氏“勇气过人，韬略不足”，看来不无道理。倒不是包氏不善用计，是他的性格和时势所然，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与对手周旋。包氏的收购，代价极昂，是“惨胜”。

第三部分：股市强人 潮起潮落稳行舟华商众豪联手合力战置地（5）

    刘銮雄留学海外，他最先向香港引进华尔街商法，是一种海盗式的商法。他瞄准一间控股不牢、或经营不善、或内部不和的公司，先暗吸其股份，到一定数目，突发袭击。若成功则控得；若不成就逼对方以高价赎回他控有的股票。刘氏不成功的收购，获利甚丰，是股市人人生畏的狙击手。公司如控在其手，他必进行眼花缭乱的集资、分拆、股权重整活动，小股东怨声载道，不知所措。刘氏靠一间小小的电扇厂起家，几年内把全系资产扩张到一百多亿，跻身奋斗了几十年的富豪之列。刘氏在股市的形象颇糟，是一种“恶意”收购。   
    平心而论，刘氏是对香港证券史起过历史性作用的人物。他最先引进新鲜战法，使香港股市的投资投机活动跟上华尔街水平。刘氏是香港股市“第一个穿比基尼”的人，第一个穿比基尼的女性在海滩亮相，被人们斥为淫妇荡女。现在良家女子皆穿比基尼，自然不必承受舆论压力。继刘銮雄后，香港股市狙击手辈出，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谴责刘氏的舆论自然也就少多了。刘銮雄一拳击醒众多沉睡的狮子，这些大亨惊奇地发现，不必辛辛苦苦干实业，只需带一笔大亨看不上眼的本金进股市，就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亿元、百亿元大亨了。   
    笔者很赞同林士明先生的话：李嘉诚的收购是一种善意收购。   
    他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他也不会强人所难。   
    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最典型的莫过于收购港灯，他从萌发念头到控其到手，先后历经几年，倒是西门·凯瑟克沉不住气，落入李氏“圈套”，以相当优惠的折让价出售港灯股权。他收购和黄，心术之精，让人叹为观止。他借汇丰之力，兵不血刃，战胜资产大其十多倍的庞然大物。   
    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做古董孤品非买不可的心理。若持这种心理，往往会付出过昂的代价。他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   
    李嘉诚的收购，无论成与不成，通常能使对方心服口服。如成，他不会像许多新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他收购未遂，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以李嘉诚为首的财团退出收购，将所持的置地股权售予怡和，售价(8.95元)仅比当日收盘价高出5分。新财团先后购入置地股票，相信比8.95元的出售价，低不了多少。新财团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约在1亿元。这对四家大财团来说，先后耗费一年多精力之所得，实在是微不足道。   
    李嘉诚保住了不做狙击手的清誉。对他来说，良好的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1）

    1984年，怡和系率先迁册百慕大，一时迁册之风甚嚣尘上。几年后，李嘉诚大举进军海外，他的两个儿子加入加拿大籍。香港舆论议论纷纷，说“李嘉诚是走资派”，“购买政治保险”。香港首富，举手投足，万众瞩目。   
    1982年，世界性经济衰退，香港出口量减少，经济显示出其敏感而脆弱的一面。   
    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股市是香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消息传来，股市发生动荡，持续滑落，到年底，恒指跌幅六百七十多点。   
    香港信心危机爆发，移民潮汹涌而起。不少国家伸出橄榄枝，欲将香港的阔佬和人才一网打尽。代办移民护照的机构与律师充斥港岛中区，赴美的黑市护照竟炒到50万美元一张。香港原就约有10多万持外国护照的居民，他们非富即贵，几乎没一个升斗小民。他们有如吃了定心丸，只差一张机票，随时可离开香港。倒是急煞了那些没有“先知之明”的富翁，他们急不可待斥资购买“太平门”的门票。   
    人走必财空，随之相伴的是走资潮。还有一些人，人不走财先走—早有护照在身，先将一笔资产转移到海外。   
    包玉刚、李嘉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分别加入英国籍、新加坡籍。这两位华商翘楚，举手投足，全港瞩目。他们都曾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也看好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包李两人的声明，对稳定港人民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不少华商，正是趁当时的地产低潮，低价收购地皮物业，为市道转旺后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开始，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   
    国外并非都是移民想象的天堂，不少人坐满“移民监”(移民必须按该国的移民法，居住满数年的限期，方可享受本国居民赴境外工作或投资的权益)，又打道回港，经商或任职，每年回家团聚几次，成为“太空人”。   
    如古人所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回故里”。百人有百念，不可强求划一。   
    对香港工商界震撼大的，还属迁册风。   
    迁册的始作俑者是西门·凯瑟克。   
    1984年3月28日，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同时在伦敦、新加坡、澳洲挂牌上市。是日，香港工商界发生动荡，恒指急挫62点。   
    迁册风从此而刮起，加之移民潮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在香港英国会所，英国人莫不脸呈焦灼之色，谈论着迁册问题。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告辞了他的英国朋友，乘车急驶华人行，乘电梯奔上顶层长实与和黄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用急切的语气说：   
    “英中谈判北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难道我们要做约翰·凯瑟克第二?”   
    约翰是西门的叔父，20世纪40年代任上海怡和洋行大班。怡和在远东的资产过半在中国大陆。   
    40年代末，大陆解放，怡和不但人未撤，资产也未撤。约翰不遗余力为怡和在华的“合法权益”而奔波于京沪之间，直到1952年才离开。此事使得凯瑟克家族对中国的一切神经过敏。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把他赴内地参观的观感，及海内外舆论的评论讲给李察信听。他无法说服李察信，两人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   
    接替李察信的仍是一个英国人马世民。马世民未正式加盟前，李嘉诚就与他在“看好香港前途问题”上形成共识。这成了马世民在长实系青云直上、权势赫赫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2）

    1984年12月19日，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变得明朗，迁册风有所遏制。其后，中英谈判出现多次波折，谈判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迁册风卷土重来，在这种大气候下，李嘉诚不仅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内的“主迁派”，难能可贵。   
    据1990年12月18日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到该年11月底止，“香港已有77间上市公司迁册海外”，“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3”，“现时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吴光正(包玉刚女婿)接掌的隆丰系集团，则有一家连卡佛于1990年5月迁册于百慕大”。   
    1989年北京风波，信心危机再次爆发，恒指于开市首日，狂泻580多点。迁册流四起，华商都看李嘉诚的——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长实系在加拿大等国有大量投资，他会不会借此作为迁册的前哨站?   
    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的香港报章，发表了他的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中，迁册风再次振荡。舆论盛传，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将借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合并及迁册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汇丰在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工商界深为不安。汇丰大班浦伟士发表讲话，言称汇丰仍保留香港第一上市地位，业务仍以香港为最大基地。   
    汇丰完成迁册不久，李嘉诚突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据传，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采纳，最后导致这一结果。   
    舆论认为，汇丰迁册，还只是出于买政治保险，以获得外国驻港公司的特殊地位，它会兑现“迁册留港”的诺言—如何舍得割弃令其发迹并无限膨胀的香港?   
    而怡和的迁册，一切都予人“迁册离港”的感觉。郑德良先生在《现代香港经济》一书中谈道：“1991年3月21日，怡和又将第一上市地位迁往伦敦(香港改为第二上市地点)。大概在目前近100家迁册公司中，怡和可算其中最老谋深算的一家了。”到1994年12月30日，怡和系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地位也取消了，在怡和旗帜徐落之际，全系公司市值暴跌37%。   
    此后，怡和四大公司一直在香港经营的怡和首脑们，处于弃之可惜、留之不安的尴尬境地。   
    迁册风迄今，已有20个年头。上市公司迁册，有精确的统计。未上市公司迁册几何？未见港府公布数据。有人言称：大概有1000家以上。对于这股此起彼伏的黑色浪潮，李嘉诚虽无法遏制，但他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一大批华商的阵脚。   
    1987年5月美国《财富》杂志这样写道：   
    “在太平洋上空的一班航机上，坐在阁下旁边那位风尘仆仆的华人绅士可能正赶赴纽约或伦敦收购你的公司。由香港到雅加达，这些精明的华籍企业家近年赚得盘满钵满，东南亚已再不能容纳这些并非池中之物了。在有家族联系的中国，他们已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者。时至今日，这些名列世界首富榜的亿万富豪为了分散风险而在西方国家投资。   
    “58岁的李嘉诚先生是最具野心的收购者。在50年代初期，他以制造塑胶花开始他的事业。现今，他准备了20亿美元(约折港元120亿)收购他认为是超值的西方公司。”   
    李嘉诚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举进军海外的。在大规模行动前，李嘉诚已在海外投资小试牛刀。1977年，首次在加拿大温哥华购置物业；1981年，李嘉诚在美国休斯顿，斥资2亿多港元收购商业大厦；同年，他再次斥资6亿多港元，收购加拿大多伦多希尔顿酒店。在短短数年中，李嘉诚个人或公司，在北美拥有的物业有28幢之多。   
    早在1967年，香港受大陆“文革”的影响，爆发动乱，引发大逃亡，加拿大就从香港移民计划中初尝甜头。现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自然不会错过这次天赐良机，在香港移民潮中，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和积极。其实绩，远远超过同样以国土辽阔而著称的美国和澳洲。   
    加拿大记者杜蒙特与范劳尔，在其著作中描绘道：   
    “加拿大各省在中国(香港)银行大厦附近一带纷纷设立办事处，全职的工作人员也忙着协助商人投资到他们的省份，每个星期大批加拿大商人和政府官员到香港来，物色投资家和富商。而大量加拿大律师和移民顾问亦替急于移民的商人办手续，收取可观的服务费……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清楚地表明只接纳最够资格和最富有的人移民。这种情况引起各省之间开展一场可笑可恼的争夺战，就好像饿犬抢夺肉骨头一样。”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3）

    加拿大把香港移民分成两类，一类是“才”，另一类是“财”；有才者，需持英联邦专业人士资格证书；凭财者，依各省的条件，每人携25～50万元来加投资。有的省，连投资实绩都免了，只要存这笔钱到该省投资银行，并且付给存户利息。他们明白，不论凭什么条件来加，也不论男女老少，进来一人就不止先投的那笔钱，他们得居住消费、工作投资，会为加国带来滚滚财源。   
    加拿大最大的收获，莫过于“逮住”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仅他一人，就为经济面临衰退的加国带来一百多亿港元巨资。香港众多华商，惟李嘉诚马首是瞻，他的好友，同样是世界级华人富豪郑裕彤、李兆基、何鸿等，竞相进军加拿大，受益省的政府官员个个笑得唇裂口歪。   
    杜蒙特与范劳尔赴港专程采访，发现加拿大商务官员和商人，为了便于和李嘉诚接触，把办公室也搬进了华人行。在决策阶段，李嘉诚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这些加国“猎手”，并与高级助手研究加方提供的投资项目。   
    “一位加拿大商务官对李嘉诚简直是着了迷。他有一幅李氏的肖像(杂志封面)，挂在办事处内。此人提到李嘉诚便赞不绝口，说道：‘那是我的英雄人物!’   
    “这位商务官很想李嘉诚投资魁北克省，哪怕是买下皇家山一座房子、一间纸厂还是一些餐厅连锁店，都十分欢迎。只要李氏肯投资，魁北克省便可列入李的商业帝国版图，而且还可以吸引其他香港富商仿效。”   
    马世民充当了李嘉诚的“西域”大使。他是力主海外扩张调门唱得最高者。李嘉诚早就萌生缔造跨国大集团的宏志，现在和黄、港灯相继到手，现金储备充裕，自然想大显身手。   
    李嘉诚、马世民以及长江副主席麦理思，穿梭于太平洋上空。1986年12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撮合下，李氏家族及和黄透过合营公司Union Faith投资32亿港元，购入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52%股权。时值世界石油价格低潮，石油股票低迷，李嘉诚看好石油工业，做了一笔很合算的交易。   
    这是当时最大一笔流入加国的港资，不但轰动加国，亦引起香港工商界的骚动。   
    其后李嘉诚不断增购赫斯基石油股权，到1991年，股权增至95%。其中李嘉诚个人拥有46%，和黄和嘉宏共拥有49%，总投资额为80亿港元。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加入加拿大国籍。他本人于1987年应邀加入香港加拿大会所，成为会员。每每李嘉诚出现在加拿大会所，驻港的加国官员及商人，把他众星拱月般地围住。一名了解中国文化的官员，把李嘉诚称为“我们加拿大的赵公菩萨”。   
    香港舆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本埠华商最大的走资派；有人说他大肆收购欧美企业，是隐形迁册；还有人说他食言，准备大淡出。李嘉诚说：“因投资关系我在1967年时已获得新加坡居留权，别人怎么说，我并不在意。”   
    1988年，兼任加拿大赫斯基公司主席的马世民，会见美国《财富》杂志记者时说：   
    “若说香港对我们而言太小，这的确有点狂妄。但困境正在日渐逼近，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马世民还谈到收购赫斯基公司的波折。按照加国商务法例，外国人是不能收购“经营健全”的能源企业的。赫斯基在加国西部拥有大片油田和天然气开发权、一间大型炼油厂及343间加油站。除石油降价因素带来资金周转困难，并无出现债务危机。幸得李嘉诚已经安排两个儿子加入加拿大籍，收购计划才得以顺利通过。   
    1988年，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以及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太平协和世博发展公司(李嘉诚占该公司10%股权)，以32亿港元投得“1986年温哥华世界博览会”会址的一块204英亩的市区边缘黄金地段地皮，将在上面建筑加国规模最宏伟的商业中心及豪华住宅群，预计10～15年完成。李嘉诚约占50%股权，其余50%为各大股东分有。预计整个建筑费在100亿港元以上。   
    在这段时期，新世界主席郑裕彤，在加的重要个人投资有：多伦多大学附近兴建一幢19层高商业大厦；在多伦多兴建一个住宅区，共1000个单位；在温哥华收购海港假日酒店。   
    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是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波友”(球友)，杜蒙特说他是步李嘉诚后尘来加投资的。他是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主席，来加第一项投资，是竞购卑诗省煤气公司，结果因无加籍而告退。继而他看中多伦多西郊一块风景优美的地皮，用于兴建高级住宅休闲区。   
    赌王何鸿在温哥华大举收购酒店豪宅，妻子、女儿住在宫殿式的宅邸里。女儿何超琼与记者交谈时，否认是来加买政治保险：“我们不担心九七问题，父亲有葡萄牙护照，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离开香港。”   
    在加国一掷亿金的香港富豪还有罗鹰石家族、王德辉夫妇、杨志云家族，等等。至于数千万身价的移民，数不胜数。   
    华商的大举扩张，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的不满，有的地方还出现排华情绪。1989年3月，李嘉诚等华人财团，投得世博会场址地皮后，卑诗省温哥华出现一张告同胞书。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4）

    当地华文报章刊登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告同胞书，引起华人的不安。一华裔记者说：“我们的同胞花几十万元，买一张‘太平门’门票，来到加拿大是否又能买到太平门呢?”   
    卑诗省华裔省督林思齐博士(本人也是地产巨富)，在温哥华市一次集会上，劝告当地居民善待华裔移民，并对移民同胞进行私访安抚。   
    在阿伯达省省府赫斯基大厦，当地商会和政要为李嘉诚一行举行盛大酒会。李嘉诚及长子李泽钜、左右手马世民、麦理思出席酒会。加国殷商和政要，热情洋溢称赞李嘉诚的投资伟业，殷切希望彼此间继续愉快合作。   
    很遗憾，继赫斯基与世博会两项重大投资外，李嘉诚在加国再没有推出轰动北美的大型项目。加国财经月刊说：投资的魅力在于环境，除硬环境外，软环境是否适宜这些华裔巨富呢?   
    李嘉诚投资英国，几乎与加国同步进行。1986年，他斥资6亿港元购入英国皮尔逊公司近5%股权。该公司有世界著名的《金融时报》等产业，在伦敦、巴黎、纽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权益。该公司股东担心李嘉诚进一步控得皮尔逊，不甘让华人做他们的大班，组织反收购。李嘉诚随机退却，半年后抛出股票，盈利1.2亿港元。   
    1987年，李嘉诚与马世民协商后，以闪电般速度投资3.72亿美元，买进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股权。李嘉诚成为这间公众公司的大股东，却进不了董事局。原因是掌握大权的管理层，提防这位在香港打败英国巨富世家凯瑟克家族的华人大亨。1990年，李嘉诚趁高抛股，净赚近1亿美元。   
    1989年，李嘉诚、马世民成功收购了英国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使其成为和黄通讯拓展欧美市场的据点。   
    李嘉诚进军美国的一次浩大行动，是1990年，试图购买“哥伦比亚储蓄与贷款银行”的3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50%；涉及资金近100亿港元。因为这家银行是加州遇到麻烦的问题银行，卷入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中。结果，李嘉诚的投资计划搁浅。   
    李嘉诚在美国最有“着数”(合算)的一笔交易，是他与北美地产大王李察明建立友谊。李察明陷入财务危机，急需一位“叠水”(粤语水即钱，意为很富有)的大亨为他解危，并结为长期合作伙伴。为表诚意，李察明将纽约曼哈顿一座大厦49%的股权，以4亿多港元的“缩水”价，拱手让给李嘉诚。   
    在新加坡方面，万邦航运主席曹文锦，邀请本港巨富李嘉诚、邵逸夫、李兆基、周文轩等赴星洲发展地产，成立新达城市公司，李嘉诚占10%股权。   
    1992年3月，李嘉诚、郭鹤年两位香港商界巨头，通过香港八佰伴超市集团主席和田一夫，携60亿港元巨资，赴日本札幌发展地产。李嘉诚的举动，引起亚洲经济巨龙——日本商界的小小震动。李嘉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正像日本商人觉得本国太小，需要为资金寻找新出路一样，香港的商人也有这种感觉。一句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根据投资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近10年来，李嘉诚多次声明长实系的跨国化，是投资，而不是走资。   
    然而，对李嘉诚的声明，持怀疑态度的人仍为数不少。走资与投资，在形式上毫无区别，惟有当事人心里清楚，可谁又能辩解得清?   
    也许，能从跨国投资的普遍现象，寻找答案。   
    世界经济史证明，一间公司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就会突破原有的日益显小的经营区域，向外界寻找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自然会为剩余资本寻找出路。其道理，李嘉诚回答记者问时曾谈到过。   
    二战以后，最具扩张性资本是美国本土美元，其后是欧共体美元、中东石油美元、日本美元。它们各领风骚，相继在国际经济舞台风头大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世界华人资本崛起，日益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大有压倒日本资本之势。   
    据美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1994年报道：   
    国际基金会、世界银行、美国人杂志、日本经济新闻、纽约时报等权威机构和学者评论，当前全球华人是世界经济最大活动力之一。迄今，海外华人(指中国大陆以外)约5500万，每年总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拥有总资产2万亿美元，接近日本(人口1.23亿)总资产的2/3，是世界最富的群体。华人中富豪的人数，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三国总人口1.41亿)富豪的总和。论外汇储备，总额最高的是台湾(1991年为831亿美元，第2位美国798亿美元)，人均占有量最高的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1991年为11376美元，第2位香港4962美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葛得坚认为：   
    “华人现时是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投资集团，已取代日本成为主要投资者。”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跨国投资众说纷纭是与非（5）

    作为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以及他所控的全球最大华资财团，走跨国化道路参与国际竞争，不可避免且名正言顺。如果困守弹丸之地—香港，不进行境外投资，反而令人奇怪。   
    现在仍有一个不能信服“求疵者”的问题，李嘉诚的境外投资，重点是北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直至1992年前，他对祖国内地的投资，基本处观望等待态度。他缘何只做大慈善家，而非大投资家?   
    他自己说过，根据投资法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现在他已经把鸡蛋分放到许多只篮子里，偏偏空过一只最近最大的篮子—中国大陆。这只篮子就这么不安全？他说过看好大陆的改革开放。   
    答案也只有李嘉诚自己能解开，是行动而不是言语。本书后面相关章节将会详及。   
    附：香港77间已迁册上市公司名单   
    银行金融：怡和策略、第一太平、第一太特、瑞福、道亨集、P·BANC·泰福、汇丰、亚洲金融；   
    地产：置地、保华、香港兴业、大宝、中娱、华置、爪哇、世纪、国泰城市、百利保、富利国际、汤臣、大昌、惠泰、新昌国际、鹰君控股、远展、广生行、海裕实业；   
    酒店：文华东方、富豪酒店、百乐酒店；   
    工业：通用电子、卜蜂、德昌电机、实力国际、怡南、ASM太平洋、品质、爱美高、乐声电子、依利安达、南洋纱厂、罗氏国际、伟易达、嘉华国际、冠亚、讯科、建生实业、开达、远生、升岗、新创见、瑞菱、彩星、合兴、玫瑰、王氏工业、万威、隆辉、Grusader、Uniworld；   
    销售、传播：牛奶国际、星岛报业、连卡佛；   
    综合企业：怡和控股、名力、长江国际、其士、基士商业、华基泰、万邦航运、宝威、香港地毯、王氏港建、仁孚、华光船务、海嘉实业。   
    注：资料来自1990年12月18日《东方时报》《明报》；统计截止1990年11月底；新注册地为百慕大、英国、开曼群岛等。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游子回乡报效祖国树心碑（1）

    1978年，李嘉诚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典礼，身着中山装，小心谨慎。那时候，李嘉诚之名在祖国大陆鲜为人知。随着他在香港干出惊天动地的业绩，更随着他的慷慨善举，超人之名，响彻古老华夏大地，刻于人们的心碑。   
    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8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那时的李嘉诚，已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正处于迈上本港巨富“三级跳”的助跑阶段。除了有关官员，北京没有谁知道李嘉诚，就连香港商界泰斗包玉刚，在大陆也鲜为人知。   
    这样也好，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光游览。不像现在，只要李嘉诚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会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时值十年动乱结束不久，李嘉诚对往昔的传闻记忆犹新。他告诫自己，到了北京，千万得谨慎小心，不可对政治妄加议论。他特地为自己赶制了一件中山装，不想穿得太显眼。   
    李嘉诚急需了解祖国内地，内地也需了解这些在海外建功立业的游子。   
    观礼团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消谈。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他的心中。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救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开颜”。在香港，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在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有位新住户在门联上写道：“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当晚，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说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   
    “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到今天已经有整整40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说话，也什么都说不出来，说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说到这，已泪水潸然。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地说：“乡中或有若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领导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月是故乡明。我爱祖国，思念故乡。能为国家为乡里尽点心力，我是引以为荣的”，“本人捐赠绝不涉及名利，纯为稍尽个人绵力”……   
    1980年间，李嘉诚捐资2200万港元，用于兴建潮安县医院和潮州市医院，大大改善了潮州医疗条件。   
    其后，李嘉诚积极响应市政府发起的募捐兴建韩江大桥活动。李嘉诚捐款450万港元，名列榜首，庄静庵(其舅父、岳父)居其二，陈伟南(香港屏山集团主席，饲料大王)列第三。共集善款5950万人民币，大桥于1985年奠基，1989年竣工。在大桥东侧笔架山，有一座韩江大桥纪念馆，在捐资芳名榜中，李嘉诚彩色大照位于正中。   
    李嘉诚还多次捐善款，资助家乡有关部门设立医疗、体育、教育的研究与奖励基金会，每笔数额10～150万港元不等。   
    李嘉诚慷慨解囊，善举义行，在家乡广为流传。尤令人称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调。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为潮安、潮州两医院命名。1983年元宵节，家乡政府有多项包括潮安、潮州医院在内的工程落成与开幕剪彩仪式，李嘉诚不愿参加剪彩活动。最后在有关领导的多次劝说下，才在开幕前的一分钟赶往医院剪彩。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游子回乡报效祖国树心碑（2）

    李嘉诚的善行又岂止在他的潮州老家?   
    1984年，他向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1991年，他又捐出500万港元，并表示从1992～1996年间，陆续捐赠6000万港元。   
    1987年，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捐款50万港元，用于赞助儒学研究，该基金会在山东曲阜为李嘉诚树碑立传。   
    1988年，他给北京炎黄艺术馆捐款100万港元。同年，捐200万港元资助汕头市兴建潮汕体育馆。   
    1989年，捐赠1000万港元，支持北京举办第11届亚洲运动会。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诚边用早餐，边听广播，惊悉中国华东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他立时用电话与长实系四间公司的首脑联系，取得共识后，即通知新华社香港分社，以长实、和黄、港灯、嘉宏四公司的名义，捐出5000万港元赈灾。   
    11时，李嘉诚在华人行办公室，接受香港《文汇报》等多家报馆记者采访，他说过去对公众事业，一般是以私人的名义，这次以公司的名义，是想让全公司的股东和员工都参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作为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应该做的事。以香港今天的情况，每个中国人尽心尽力，应有很大的力量可以帮助华东灾区。希望各界人士、各个社团，只要经济能力许可的，都踊跃参加，用最快速度，最有力的方式来支援灾区。”   
    据14日的《文汇报》报道，在李嘉诚先生的倡议下，全港市民掀起救灾的热潮。这次活动，香港市民共捐赠5.66亿港元。   
    数日后，李嘉诚得知汕头遭遇强台风灾害，即以个人名义捐500万港元予汕头市政府。   
    李嘉诚在广州市、广东省的其他地方，先后有数千万港元的捐款。较大的捐赠项目有：认捐12耀0万港元，资助广州市科技进步基金；以公司名义，捐助1000万港元予广东省教育基金会。   
    汕头大学的建立，是李嘉诚在祖国义举的一块丰碑，从1979年至今，他捐出的款额逾8亿港元。本书将予下章详述。   
    李嘉诚在香港也是一个大慈善家。   
    从1977年起，他先后给香港大学等几个国家教育机构及基金会，捐款5400多万港元；   
    1984年，他捐助3000万港元，于威尔斯亲王医院兴建一座李嘉诚专科诊疗所；   
    1987年，他捐赠5000万港元，在跑马地等地建立三间老人院；   
    1988年，捐款1200万港元兴建儿童骨科医院。并对香港肾脏基金、亚洲盲人基金、东华三院捐资共1亿港元；   
    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香港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的几十家机构捐善款逾1亿港元。   
    李嘉诚有个宗旨，“发达不忘家国”，“办公益事业乃是我分内之天职”。他认为“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但“金钱却也不是万能的”，“对有些地方、有些事，就是有了钱也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要我捐出的有限的钱，能为社会带来较大的益处，我就终身无悔”，“我当努力办实业，只有盈余多了，才能拿出多一些的钱，用予社会”……   
    李嘉诚在商业上的辉煌业绩，以及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之举，为他赢得无数的荣誉。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高度赞扬为国为家乡做出的贡献。   
    1986年，香港大学校监、港督尤德爵士授予李嘉诚名誉法学博士称号。   
    1989年元旦，李嘉诚获英女皇伊莉沙白颁发的CBE勋爵衔及勋章奖章。   
    附：好事近   
    ——赖少其   
    李嘉诚先生爱国爱乡，出巨资为人民造房、办学、建医院，修复名胜古迹，人皆感之。余恭逢盛会，作此以赠。   
    见今日，潮州城里，   
    万人空巷，爆竹喧天，   
    海外赤子，热爱家乡。   
    不是唐时长安，胜过长安。   
    思往昔，韩退之，   
    被逐长安，路遥马疲遏庾关，   
    始知梅花放。   
    岭东春暖，同心合力，   
    建设好江山。   
    注：1983年元宵节，潮州举行李嘉诚捐建的潮州、潮安两医院剪彩仪式，画家书法家赖少其有感而作。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汕头大学泽被桑梓倾心血（1）

    李嘉诚从小就有执教育人的理想，由于环境的变更，他走的是经商之路，成为身价百亿的超级富豪。“发达不忘家国”，他幼时的梦，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于是汕头耸起一座现代化大学。为汕大的建设，李嘉诚倾资8.8亿港元!   
    早在1920年，陈嘉庚先生捐资创办厦门大学时，潮州人士及潮籍华人就有创办潮汕大学的愿望。潮汕离厦门不远，两地间学人商人多有往来，陈嘉庚曾对潮汕人士说：你们那也有一间大学就好了。   
    由于种种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前，潮汕大学仍只是美好愿望。   
    李嘉诚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秀才，父亲李云经及伯父叔父，全部是教师。李嘉诚幼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不得不辍学，踏上社会谋生。他饱尝失学之苦，靠刻苦自学，磨炼出建功立业的智慧。他目睹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家地区，无不是兴学兴国。   
    如果，李嘉诚不是对“兴学育才”有深切的体验与挚爱；如果，李嘉诚不是顶尖级巨富的话，汕头大学的创立至少不会像今天这么顺利。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潮汕学子莫不以能进厦大为荣。一来，厦大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二来，厦门是离汕头最近的一座城市。   
    我们潮汕在海外的华侨和同胞，不比厦门的少，为什么他们60年前能办成的事，我们潮汕今天都办不成？在港澳和东南亚，数我们潮汕的富商最多!   
    潮汕的干部群众，潮汕在海外的学人商人，关于在潮汕办一所大学的呼声愈来愈高。   
    1979年，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在接见旅泰华侨代表团时，转达了潮汕人民渴望在本地区办大学的愿望，希望旅泰华侨带一个好头。   
    中央同意在汕头办大学的消息在海外华人中传开。各地华侨团体发出倡议。兴建大学耗资巨大，在泰国一时还没有顶尖级的华商巨富牵头，结果让香港的潮商捷足先登了。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是海外华人的翘楚。他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香港华人银行界的老行尊。发起香港商界支持办学的重担，自然落在他肩上。   
    1979年秋的一天，李嘉诚来到庄先生办公室，向他表达心愿：“现在中国政府顺应民心，实行开放政策，使旅居各国华侨、港澳同胞更感报国有门。”他又说：“关于创办汕头大学的事，刻不容缓。就让我先带个头吧！相信以后会有人跟着来的！”   
    庄世平对李嘉诚的心愿大为赞扬。李嘉诚突然问：“办一所大学需要多少?”   
    庄世平微笑道：“这当然是需要很多投资的，也许会是个无底洞！钱越多越可以把事情办好。”   
    李嘉诚不假思索道：“那我就先出3000万吧。”   
    1980年5月，汕头大学筹委会在广州成立，主任是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   
    1981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汕头大学。11月，任命许涤新为汕头大学首任校长。校址选在汕头市郊桑浦山南麓。   
    原本李嘉诚先捐3000万元，是想带个好头。但实际上最后基本成了他独立捐建。一般来说，商人认捐，多是意思意思。他们更舍得在自己认准，是以个人的名义赞助的社会公益项目上大解私囊。其他的潮籍富商反应不热烈，笔者绝无批评之意，不愿自己的善款湮没在众多浩大的善款之中，是商人的正常心理。泱泱中国，需要赞助的公益慈善事业，绝非汕头大学一项，不可强求其他商人惟李嘉诚马首是瞻。事实上，广大华侨同胞，在中国无数项公益慈善事业上，都有值得称道的表现。   
    李嘉诚不是捐款了事，他更倾注了心血。   
    陈衍俊先生从1981年起就参加汕头大学筹备工作，他在其著作中写道：   
    “这个阶段(筹备阶段)，李嘉诚与汕头地区、市政府领导人和汕大负责人的主要精力和主攻目标，集中地放在抓‘硬件’的工作上，也即是迅速解决第一期建校工程问题。承担这方面的艰巨任务是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和汕大筹委会办公室基建部门的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和同事们。香港伍振民建筑师事务所受李嘉诚先生委托，专负责整体设计之职，并与汕大筹委会办公室基建组、北京有色金属冶金设计院紧密合作进行建校蓝图的设计。汕大校区占地1平方公里，总体规划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据悉，总体设计先后六易其稿，历经二十多次反复认真的切磋和讨论研究修改，方才定案。”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汕头大学泽被桑梓倾心血（2）

    1982年，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加上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香港信心危机，香港股市地产急剧下挫。1981年，长实的年盈利13.85亿港元；1982年，长实盈利下跌到5.26亿港元，跌幅高达62%；1983年，公司盈利继续下跌至4亿港元。   
    长实情况不妙，整个香港业界更是一片黯淡，移民走资的浪潮风起云涌。一些回潮汕老家的港商说：“看这情况，香港的有钱人都会跑光了。”一时间，潮汕流言四起，“汕头大学要下台了！”“李嘉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会再拿钱来建校了！”有一些人，还跑来汕大基建工地，看看是否开工，是否如传闻所说摘下了筹委会的牌子。   
    笔者那时在广州，也听说汕大筹建遇到麻烦的传闻。我曾对一位在穗办事的香港潮商说：“你们潮汕那么多人在香港东南亚，有钱的大老板成千上万，一个人出一点钱，盖几座大学都不成问题，也就不会叫李嘉诚一个人为难了。”   
    这位潮商支支吾吾，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那时刚参加工作，不懂得察言观色，直言快语道：“你捐了多少钱？没有百万，也有10万吧？”   
    潮商坦诚相告：“我一蚊(一元)也没捐，那是李先生立的碑，我把公司的盈余全填进去，只是碑里的半块砖头，说不定还埋在土里头。我太太叫我不要做老衬(傻瓜)。再说来，我老家村里的亲戚也通不过，要我捐几蚊湿湿碎(小意思)。要不，他们在村里脸上无光，说不起话。我捐了4万蚊建村周的牌坊，干部们把我当恩公，我那些亲戚，也都威水多了。”   
    我的同事，说这位港商思想觉悟有问题，利欲熏心，斤斤计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是大实话——代表了众多商人的心理。这也就意味着，汕头大学成与不成，大概惟有靠李嘉诚一人了。   
    也许，李嘉诚在香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许，他原本就不对其他人寄以厚望。在公司状况不佳、流言四起的非常岁月，李嘉诚终于表态了。1983年5月23日，李嘉诚给汕大筹委会主任吴南生写信：   
    “鉴于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以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   
    1983年7月29日，在广州解放路广东迎宾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梁灵光、省委书记吴南生、全国侨联副主席蚁美厚等，晤见李嘉诚、庄世平两先生。李嘉诚再次表示：   
    “我在事业上，一切都可以失败，但汕头大学一定要办下去!”创办汕大，“这是我作为一个国民应尽之天职，亦是我抱定之宗旨!”   
    任仲夷等领导高度赞扬李嘉诚的高尚行为。任仲夷说：   
    “闽有陈嘉庚，粤有李嘉诚；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   
    1983年秋，汕大首期工程开工，首次招收学生。同年12月31日晚，李嘉诚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   
    “我认为汕大的创办，是合乎民意，深得人心的。千方百计以破釜沉舟精神，务必使之建成办好，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翌日元旦，在汕头大学奠基典礼剪彩仪式后，李嘉诚在龙湖宾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   
    “创建汕头大学是一个国民应尽的天职。支持国家，报效桑梓，乃是我抱定的宗旨!”   
    “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也需要有优秀思想文化素质的人才去操纵去控制。汕头大学的创办，就是要为国家四化培养人才，为潮汕地区培养出一流人才。为潮汕人民服务，为改变潮汕的落后面貌出力!”   
    陈衍俊先生在其著作中叙述道：   
    “尽管当时李嘉诚面对的是香港经济的严重困难时期，但是为了汕大的事业，他除了自己要付出许多时间关心汕大的工作外，在香港公司内，还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汕大事务的工作班子。经常派出工作人员来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和困难。派出专家和建筑师，到建校工地进行具体现场指导，严格要求建校工程质量上乘。多方收集世界先进国家名牌高等学府的有关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的先进经验及资料，送给汕头图书馆供教职工学习、参考、借鉴。   
    “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中，总要安排时间会晤到香港的世界知名学者、专家、教授，倾听他们关于如何办好汕头大学的意见。每次到外国进行商务活动，也总要安排出一定时间，去访问一所有影响有名气的大学，去获取经验，去取得感性认识。还积极为汕大聘请外籍教师，为汕大教师出国深造、访问、讲学，争取参加有关国际性学术会议等等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提供了许多方便……   
    “桑浦山南麓迭有奇峰险洞，青山似黛，山石嶙峋，翠绿宜人。校区地带开阔平坦。校区内北端还拥有日月湖水库，拥有水面面积150亩。新建水中亭榭之后，红瓦飞檐，碧波辉映，益显幽深佳丽……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汕头大学泽被桑梓倾心血（3）

    “整个校园的建筑特色集中了中西方大学的优点，其显著特点是：采用套方式密集型的四合院布局，和支柱层架空庭院式的结合；处处连廊相通，连廊长600米；能适应长期发展需要，既可以分期建设而条理井然，又能确保原设计的统一格调。”   
    校园建筑这个硬件是上去了，可还有一些软件不尽如人意。这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必须依靠政府—并且不是省市政府全能解决。李嘉诚向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决定求助国家最高领导人。   
    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嘉诚，对他捐办汕头大学的爱国行为表示赞扬。邓小平对李嘉诚，同时也是对陪同会见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说：   
    “创办汕头大学，这是一件好事!汕头大学要办，就一定要办好。在全国，要调一批好的教员到那里去，把汕大办好!汕大应该办得更开放些，办成全国重点大学。”   
    同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会见了李嘉诚。   
    李嘉诚为创办汕头大学，倾心竭力，不计名利。有关领导，多次询问李嘉诚的意见，想以某幢建筑，以他和他父亲李云经先生的名字“命名”，李嘉诚坚决反对。在大礼堂的命名问题上，有人情知李嘉诚会拒绝，建议命其名为“未名堂”。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李嘉诚还是“识破”了好心人的“鬼主意”，予以拒绝，他说：“本就是大礼堂，就叫大礼堂不是很好吗?”    
 &, nbsp;  人们由此联系到陈嘉庚先生，陈先生也是坚决拒绝以他的名字命名校名建筑，更反对为他立塑像。   
    李嘉诚、陈嘉庚都未在校园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们的高风亮节，却在人们心中树起一块丰碑，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令后人崇仰的篇章。   
    1990年，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把李嘉诚创办汕大比喻成“彩带丰碑”。“彩带”之意，即联系全世界华人之彩带；“丰碑”即是李嘉诚的业绩。   
    1990年2月8日，汕头大学隆重举行全面落成典礼。   
    是日，李嘉诚携李泽钜、李泽楷两公子及长实集团高级助手参加典礼。出席庆典的政要有：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全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等，李嘉诚的好友李兆基、郑裕彤、何添等大企业家亦同来助兴庆贺。   
    汕头大学校长在《答谢词》中说：   
    “李嘉诚先生为了创办汕头大学，他不但慷慨解囊，捐献近6亿港元巨款，而且亲自参与筹划，为解决汕大的种种问题而竭诚尽力。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学、育才强国的义举，将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汕头大学校董会主席吴南生，撰写了《汕头大学建校纪略》，镌刻在大理石石碑上，该文记述了建校的全部过程，并对李嘉诚先生和中央省市各级领导，以及海内外各方人士表示感谢。碑石立于校园中心广场的中央。   
    到1993年2月2日，李嘉诚对汕大的捐款总额达8.8亿港元。   
    附：赞贺李嘉诚   
    李嘉诚博士，彬彬君子，荦荦盘才，为蜚声寰宇之实业家也。比年对慈善事业之用款，动辄以亿元计。造福人群，贡献之巨。尤以独力创立汕头大学，迄今支逾6亿港元。气量恢弘，罕与伦比。欲以求购困难而用财更难。若先生者，能以取诸社会用于适宜之地，可谓两得其道矣。   
    广被舆论推崇，岂独为吾潮人之殊荣，亦就碟间出之典范也。   
    注：此文为香港潮州商会第36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于1990年6月，贺李嘉诚先生荣获英女皇伊莉沙白二世颁授的CBE勋爵衔所作的赞贺。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堪称楷模克勤克俭善待人（1）

    李嘉诚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一掷亿金”，他个人的生活是否铺张奢侈呢？仅举一个例子，他手上戴的是一块打工族戴的普通精工表。他善待他人，宁可委屈自己。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却有钱不要，令人叹服!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   
    “就我个人来讲，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这在当时，以李嘉诚的身份，确实“高档”了些。但现在，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席财阀，住这样房子就显得有点寒碜。从20世纪80年代中起，住在山顶区的部分英国人陆续撤离，腾出的花园洋房，大都为华人富豪买去。   
    都说，本港顶尖级富豪，该住进顶尖级的豪宅区，李嘉诚却对老房子情有独钟。   
    深水湾的李宅外观不气派，内部亦不算豪华，看不到海景。不过现在价格不菲，估值在1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在家中的生活外界不详，他从不在家中接待记者。只知周日，他一家人常会开游艇出海游玩。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现在已算不得豪华。   
    李嘉诚的衣着倒是有目共睹的，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1992年5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李嘉诚生活俭朴》的文章介绍道：   
    “李嘉诚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手表成为李嘉诚悭俭的象征，凡是涉及李嘉诚个人生活的文章，没有不谈手表的。据介绍，李嘉诚早年戴的是极一般的日本精工表，后来电子表流行，他改为西铁成电子表。   
    且不论是哪一级富豪，就是白领阶层，戴一两百万元的瑞士名表，比比皆是。李嘉诚的戴表水平，只属于低收入的打工一族。   
    李嘉诚绝不认为手上的表有损其高贵身份，他反而引以自豪，他常常把手表展示给外国记者看。《李嘉诚—香港房地产巨人》一文谈到：   
    “一位外国记者曾评论说，李嘉诚看上去不像一位难对付的商人，而像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学校长。他经常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素色领带。有一次，他指着手上带的西铁成电子表，对来访的客人说：‘你戴的表要贵重得多，我这个是便宜货，不到50美元。它是我工作上用的表，并非因为我买不起一只更值钱的表。’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在私邸中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使用的豪华汽车、游艇都是私人的，甚至工作午餐也不列入公司账目。长江集团在站稳脚跟之前，为了表示对公司的信心并节约开支，多年来，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各位董事的薪金。”   
    没有人知道他在私邸里的消费，他出身苦寒，均认为不会奢侈到哪里去。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地盘工(建筑工)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公司来了客人，他不带去高级酒楼，就在公司食堂吃，比平时多几样冷菜炒菜，分量不多，但能吃饱，又不至于浪费。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舞技自然很一般。在香港西人眼里，他是个“没有生活情趣的典型东方人”。若论业余交往，他最喜欢与风度翩翩、具有欧亚混血特征的何鸿交往，他是称雄赌场的赌王；同时又是舞场的舞王——七十多岁，仍舞姿优美矫健。   
    李嘉诚惟一为西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深水湾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李嘉诚每天都要去玩几棍。两处相隔不远，李嘉诚驾车去，只需5分钟车程。   
    李嘉诚还是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会员，约每周去一次。去那更重要的不是锻炼，是消遣放松，更是会会老友。李嘉诚的不少信息，还有不少生意，都是在球会获得与促成的。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堪称楷模克勤克俭善待人（2）

    皇家球会实际上是贵族俱乐部。会员非富即贵。会籍分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两种。可转让会籍，1992年才300万港员一张，到1995年年初，已涨到1200万港元；不可转让会籍，一般要等20年才能轮到(实际上是等持证人自然消亡)。俱乐部里额外消费，亦非常昂贵—不过，从信息与业务这一角度讲，李嘉诚花这个钱值得。正如他自己常说的一样，“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高要求”。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在十多年前，他的座驾多是白领阶层那一档的轿车。使用的是柴油，“超过九成九用300，有时用200”。现在用的多是日产总统型，据他说是为了安全，才改用这种大马力的车。李嘉诚打趣道：“贼人开2000CC的日本车打劫已经可以爬我头上了。”他有一部劳斯莱斯，市值数百万。据统计，香港是全世界人均占有劳斯莱斯最密集的地区。依李嘉诚世界华人首富的身份，他坐劳斯莱斯，完全合其身份，且无人议论。他这部劳斯莱斯已近30年，李嘉诚曾对《经济日报》记者讲，我自己绝不会坐，只有陪客时才劳驾它代步。   
    1993年第7期《世界经济》，对日产总统型房车如是评述：   
    “犹记得3月中公益筹款活动中，一部日产总统型房车以160万由另一地产商投得。日产总统型房车来头不小，首先它是日本皇室御用座驾，置身其中，独享尊贵典范；其次此车矜贵难求，日本本土以外，除了在香港便没法找到，加上配额仅40部，非泛泛之辈能坐拥……”   
    李公子泽钜的婚礼，“花车是劳斯莱斯，李嘉诚坐的日产总统型房车，到会嘉宾中何鸿坐的是劳斯莱斯，利国伟及郑裕彤的座驾亦同属日产总统型号屈指一数，当日停泊在教堂门外的豪华房车，分别有19部奔驰，3部劳斯莱斯及10部日产总统型房车。”   
    大多数人认为，李嘉诚既然已拥有名贵价昂的劳斯莱斯，自己独享几次也无妨，大可不必打入“冷宫”。李嘉诚的意思，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念奢侈，忘记勤俭。   
    诚然，日产总统型房车，亦名贵价贵。不过，李嘉诚开始拥有时，名气并不大——香港人仍偏执地青睐欧美名车；而认为日本只配生产皇冠、丰田、本田等价廉省油的大众车。李嘉诚具有名人广告效应，他拥日产总统型为座驾，令此车身价大增，本港富豪纷纷增购此车，作为欧美名车的调剂。该车的配额，原少人问津，现在趋之若鹜。   
    李嘉诚的偏宠，救治了一种车的销路。记者惊奇发现，原来日产总统型房车为他参股的中泰合诚汽车公司代理经销—推销术如斯，令人五体投地，敬若神明。   
    这大概是好事记者的主观臆测，并将自己的臆测强加于李嘉诚头上。合诚汽车业务经理吴少强表示：富豪购拥总统型房车，虽有利于促销，但最关键的，是这种车性能优良，物超所值。   
    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悭俭、勤奋、精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气)。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啬金钱。”   
    前一章，专门谈到李嘉诚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于此，专门谈谈李嘉诚对公司及他人的做法、作风。   
    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李嘉诚出任十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薪。   
    以20世纪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问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二十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曾兼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为他开200万元袍金，李嘉诚全部入了长实账号。   
    与李嘉诚不谋私利的罕见做法比，刘銮雄大概属另一个极端。1989年度，爱美高系的爱美高股东应占盈利0.47亿元，而董事6人袍金竟达0.46亿元；该系华置盈利1.56亿元，董事袍金0.36亿元；该系中娱亏损0.61亿元，董事袍金仍有0.36亿元；保华亏损0.53亿元，董事袍金仍不菲。光刘銮雄主席一人，年董事袍金达1亿港元，故舆论称他不再是“打工皇帝”，而是“打工上帝”。   
    在董事袍金这一点上，李嘉诚问心无愧。他曾与美国《财富》记者说道：“确如外界所传，我的董事年薪(袍金)是641美元，这比办事员的工资都低得多。不过，我即使支取1000万美元董事年薪，它比我所做的工作该拿的都少。”   
    业界人士，对李嘉诚拿象征性袍金深表折服，却不敢效仿。有人理直气壮地说：“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我不是大股东，我一家靠什么食饭?”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堪称楷模克勤克俭善待人（3）

    不少舆论为此观点推波助澜，说李嘉诚“小利不取，大利不放”。他每年放弃数千万元袍金，却获得公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帮衬，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大增，李嘉诚欲办大事，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12.4亿港元—尚未计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年息。   
    故有人言，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惟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笔者认为，凡经商，皆是为利，如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能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在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李嘉诚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不错，李嘉诚确实舍小利，而牟取大利。他拥金据银，却不大撒银纸追求奢侈，而拿出不菲的一笔用之于公益，就此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善待他人，是李嘉诚一贯的处世态度，即使对竞争对手亦是如此。商场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做到这一点，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   
    主持问道：“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最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从置地购得港灯，还率领华商众豪“围攻”置地。李嘉诚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第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追随李嘉诚二十多年的洪姑娘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林燕妮对此更有深切体会。曾主持广告公司，而与长实有业务往来。广告市场是买方市场，只有广告商有求于客户，而客户丝毫不用担心有广告无人做。这样，自然会滋长客户尤其是像长实这样的大客户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林燕妮回忆道：“头一遭去华人行的长江总部商谈，李嘉诚十分客气，预先派了穿长江制服的男服务员在地下电梯门口等我们招呼我们上去。   
    “电梯上不了顶楼，踏进了长江大办公厅，更换了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陪着我们拾级步上顶楼，李先生在那儿等我们。   
    “那天下雨，我的一身雨水湿淋淋的，李先生见了，便帮我脱下，他亲手接过，亲手替我挂上，不劳服务员之手。”   
    双方做了第一单广告业务后，彼此信任，李嘉诚便减少参与广告事宜，由洪小莲出面商谈下一步的售楼广告。   
    “有时开会，李先生偶尔会探头进来，客气地说：‘不要烦人太多呀!’   
    “我们当然说:‘愈烦得多愈好啦，不烦我们的话，不是没生意做?’……”   
    加拿大名记者John Demont对李嘉诚的为人赞叹不已：   
    “李嘉诚这个人不简单。如果有摄影师想为他造型摄像，他是乐于听任摆布的。他会把手放在大地球模型上，侧身向前摆个姿势。”……   
    “他不摆架子，容易相处而又无拘无束，可以从启德机场载一个陌生人到市区，没有顾虑到个人的安全问题。他甚至亲自为客人打开车尾箱，让司机安坐在驾驶座上。后来大家上了车，他对汽车的冷气、客人的住宿，都一一关心到，他坚持要打电话到希尔顿酒店问清楚房间预订好了没有，当然，这间世界一流酒店也是他名下的产业。”   
    有人说李嘉诚的作为带有功利性。诚然，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人想绝对没有功利意识是不现实的。不过，李嘉诚的“予人以善”，更多的是他所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这种思想，已深融入他的心灵。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1991年秋，李嘉诚收到一位英国丁姓华侨的来信，他在信中叙述自己山穷水尽，万意俱灰的处境。李嘉诚日理万机，平时连一些重大的应酬都无法对付，他却亲笔复信，以诚挚的态度为他“指点迷津”：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堪称楷模克勤克俭善待人（4）

    丁先生：   
    人生起伏无常，尤其从事商业。穷人易做，穷生意难做。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只是数千年来亿万无数生意人曾经面对的苦痛的一部分。但如果明白大富在天，小富在人，如果肯勤俭有效力面对现实，尽心经营，则俗话所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不久你们又有一个好的新的局面。即使一切都不如意，退一步想，则海阔天空。以今日英国的工资水平，最大不了，最多找一份职业，生活应绝对无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送上英镑500，请你俩一顿晚餐。想想明天会更好！想想世界上有多少更苦的人!   
    李嘉诚视名誉如生命。他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林燕妮首次赴华人行的长江总部，与李嘉诚商谈广告事宜。“奇怪的是，一坐下来，他(李嘉诚)开腔的并非谈公事，而是澄清传媒对他的绯闻传言。   
    “李嘉诚说：我跟某某港姐绝对没关系，亦不认识，外边乱讲。”   
    地产商不止一个姓李的，传媒也没有说是“长江”的李姓地产商，更没描绘该李姓地产商高高额头，戴眼镜，平时好穿黑色西装，说话带潮州口音。李嘉诚确实过于小心，他与林燕妮谈这事，因为林燕妮乃是新闻圈中人—本港屈指可数的名牌专栏作家。李嘉诚这般解释，大概想借林燕妮女士之笔，予以澄清。   
    林燕妮事后说：“我们是做广告的，绯闻我们不关心，但他显然十分介意。”   
    在社交场合，李嘉诚对女明星、女艺员、港姐亚姐，素来敬而远之，更怕与这些靓女合照。据说某刊重金悬奖，若哪位女艺员能像与阿(何鸿)一样，同超人合照，可出40万港元买她的照片。   
    不少传媒都谈到此事，在何鸿的海港酒店开幕酒会上，李嘉诚正兴致勃勃与何鸿聊天。这时，珠光宝气的狄波拉笑容可掬走来，李嘉诚见状，脚踏风火轮，逃之夭夭，躲过了记者的镜头。   
    何鸿与狄波拉原本就相熟，他听到狄波拉甜甜的欢声笑语立即回头。一如一贯的作风，何鸿与狄波拉贴站在一起，让记者从各个角度拍个尽兴，也随他们刊于报刊，加以想象发挥配之妙文。拍完后，何鸿回头招呼超人，超人早逃得不见踪影。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都以为，香港叫了他十多年超人，他该非常坦然地接受。就前不久，一位记者在访问中，称他是香港商界的超人，李嘉诚马上插话道：“不对的，不对的，我不承认，其实我是个普通人而已。”   
    《星岛晚报》曾开一个不甚恭敬的玩笑，在一篇文章中称他是“大头李”。李嘉诚表现得很大度，未在任何场合暗示过对此绰号的不快。为此，少数作者，为显亲热幽默，在文章中，也这般称呼他。   
    李嘉诚处事小心，一些很细微的问题，他都要认真对待，以免给对方带来麻烦，或产生什么想法。   
    陈衍俊先生谈到：1987年，李嘉诚来汕头大学出席会议，“和他握过手的几个新闻界同行，都敏感地发现，李嘉诚的手心有些发烫，说话的鼻音也浑重了。李嘉诚显然是感冒了，发烧还没退。”   
    连续两天的会议，李嘉诚“太劳累了，感冒又加上胃痛。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打起精神坚持着。只是到了会议中间，他才走近我的身旁悄然地告诉我：我要吃胃药，需要几块饼干送药，能找到几块饼干吗?”学校的人马上去买来肇庆产的菜汁饼干，李嘉诚吃过药，又回会议室开会。“事后，他又悄然告诉我：‘饼干，我的秘书从香港有带来的，可是一忙，放在宾馆里就忘记带来了！’他又非要交还买饼干的钱，我向他说明，几块饼干，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他才作罢。”   
    这件事传开，汕大师生甚为感动。要知道，李嘉诚是汕大的独立赞助人，是汕大的恩公！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解。如那位对李嘉诚赞叹不已的加拿大记者，又认为李嘉诚过于谨小慎微，他在文中说道：   
    “李嘉诚可以因一些小事而尴尬，好像他儿子泽钜在劳斯莱斯汽车上装的雷射碟机装得不好(注：有人批评他不似乃父勤俭简朴)，李嘉诚也要费唇舌解释。这位世界级富翁向人解释这些小事，真叫人大惑不解!”   
    在舆论开放的香港，尽管有人对李嘉诚的行为略有微词，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商界取得举世瞩目业绩的李嘉诚，在为人处世上，不失君子风范，堪称楷模。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母逝妻故超人动哀亦凡人（1）

    1986年，李嘉诚母亲李庄碧琴老夫人病逝；1990年，李嘉诚夫人庄月明女士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这位在商场叱咤风云的超人，如凡人一样悲痛不已。李老太太与李夫人的丧礼极其哀荣，可见李嘉诚人缘之好，声望之高。   
    李嘉诚母亲李庄碧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李嘉诚早年人生观的形成，亦受母亲的影响颇大。佛教以慈悲为怀，即使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中，母亲都以慈善待人待世。她对李嘉诚及其弟妹的教诲亦如此。   
    中年丧夫子幼，母亲经历人生最大的打击。她不怨天尤人，总是默默地勤俭持家。李嘉诚从小挑起家族生计的重担，母亲拜佛祈祷，求儿子平安，事业顺利。   
    李嘉诚是个争气的孩子，他不但靠辛勤维持了一家的生计，还逐渐成为香港商界骄子。李嘉诚说：“我旅港数十年，每碌碌于商务，然无日不怀恋桑梓，缅怀家国，图报母恩。”   
    按传统观念，李嘉诚可“光宗耀祖”了。李嘉诚的境界，显然高了这一层。李嘉诚曾出资，重修四十多年前的祖屋，在原有面积上，盖了一幢4层高的住宅，妥善地安排了堂兄们及其子女的住房问题。   
    李嘉诚最大的一项捐赠，却是在离家乡百余里的汕头兴建汕头大学。   
    李嘉诚以母亲李庄碧琴善女的名义，捐资210万港元修建潮州市开元镇国寺，另还捐款修复该寺的附属建筑。   
    在“家”与“国”的问题上，李嘉诚做法颇圆满，受到母亲的赞许。   
    母亲住在渣甸山花园别墅，里面辟为佛堂，清幽宁静。李嘉诚每日都要去看望母亲，还特意为母亲带去素食。母亲住院治疗，他尽其孝心，侍奉汤药。   
    1986年5月1日，李庄碧琴老夫人仙逝。李嘉诚为母亲举行隆重的丧礼。这一天，港督卫奕信及其他政要、香港各界名流、潮汕籍同乡以及老家特派代表三千多人参加追悼大会。   
    以后，按佛教礼仪，为李庄碧琴善女举行超度。仪毕，其灵柩葬于柴湾佛教墓地。   
    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的事业与荣誉再攀高峰。长实全系如日中天，连续4年名列香港银行外财团榜首。1989年新年第一天，李嘉诚便获女皇伊莉沙白二世颁发的CBE勋爵衔及勋章；10月，他出席港督代表英皇举行的颁发典礼。另外，是年6月9日，他获加拿大卡加里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称号。   
    李嘉诚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庄月明的鼎力相助分不开。庄月明女士总是处于幕后，默默地教子相夫，辅佐丈夫的事业。她无所奢求，丈夫的成功就是自己的最大心愿。   
    1989年西历除夕夜，李嘉诚出席在君悦酒店举行的迎新年宴会。不料翌日下午，夫人庄月明突发心脏病于嘉肋撒医院逝世，享年58岁。   
    香港《文汇报》说：   
    庄女士“一旦撒手尘寰，闻者深为惋惜，致送花圈祭帐者不计其数，为历年所罕见。举殡之日，备极荣哀，前往致祭的官绅名流络绎不绝。”   
    1990年1月4日的丧礼，港督代表送来港督的亲笔慰问函。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主持佛教仪式道场。钟逸杰爵士、李鹏飞议员、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加拿大商业帝国银行总裁传理敦等10位名士扶柩出殡。   
    长江实业(集团)公司董事李业广致悼词：   
    “李夫人庄月明女士艰苦创业，敬业乐业，对公司做出卓越贡献，在家中，相夫教子，支持鼓励李先生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她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离开人间，实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李夫人同李先生结婚后，立即参与长江实业，共同推动公司业务进一步向前发展。显然长江实业当时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由于李夫人全力协助，长实在1972年就在股票市场正式上市，业务蒸蒸日上，一日千里。   
    “在家庭方面，李夫人尽心尽力相夫教子，栽培泽钜、泽楷两位公子长大成材。两位公子在李夫人的教导下，奋发好学，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大学教育。担负相当大的责任……

第四部分：游子回乡 报效祖国树心碑母逝妻故超人动哀亦凡人（2）

    “李夫人虽然离开我们，但是泽钜、泽楷两位公子将会继续协助李先生实现李先生和李夫人的共同理想。李夫人重友情、重信义的优良品德将永远为一切亲友所怀念。”   
    《明报周刊》多次在报道中用“泪流满面”形容丧礼中的李嘉诚，“尽管是商场巨人，面对生离死别之时，也禁不住流露出软弱柔情的一面。”   
    庄月明女士身前是长实公司董事。长实塑胶部的一位老员工在灵堂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年塑胶部只有30多人，规模很小。明姐把我当弟弟般看待，凡事亲力亲为。她从不刻意打扮，穿得很随便。李先生那时也是什么都做，捱得很辛苦。”   
    一位老职员道：“李夫人在相夫教子之余，依然在事业上协助丈夫。李太太为人向来低调，在李先生出人头地之后，甚少跟丈夫双双出席各大小宴会。”   
    原定在年初出席汕头大学的庆典活动，汕头方面的代表及李家亲友，劝他可否改期。李嘉诚几经考虑，说：“不应因我妻子逝世的事改期，以免连累成千上万的人。请柬已发出，改期不妥。”   
    李嘉诚毅然节哀忍痛，带公子及朋友飞赴汕头，出席庆典活动。   
    附：1990年3月香港十大财团排行榜   
    家族所控上市公司市值占总市值比例：   
    1. 李嘉诚家族   810.96亿港元   12.44%   
    2. 凯瑟克家族   675.77亿港元   10.37%   
    3. 施怀雅家族   507.51亿港元   7.79%   
    4. 李兆基家族   282.86亿港元   4.34%   
    5. 包玉刚家族   281.10亿港元   4.31%   
    6. 嘉道理家族   271.26亿港元   4.16%   
    7. 郭得胜家族   257.30亿港元   3.95%   
    8. 郑裕彤家族   176.71亿港元   2.71%   
    9. 陈曾焘家族   120.62亿港元   1.85%   
    10. 罗旭瑞家族   66.09亿港元    1.01%   
    注：只计家族性财团所控的上市公司值；不可与富豪榜概念等同，有的富豪无一间上市公司，但资产甚茂；3月30日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为6517.81亿港元；十大财团控制市值3450.18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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